This is a comic from PY
羅伯特 . 戈德斯頓著 宋 蓮初譯 腳癢 精譯後重新騰抄
這是天堂 — 對一些人來說是這樣。從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這十年，被稱為「興旺的二十年代」或「快活的二十年代」，它是一個爭妍鬥麗、頹廢墮落、俗不可耐的時期。它是享樂再享樂的時機，美國人在享樂。他們喜歡汽車時代，喜歡股票市場時代，喜歡影片時代 — 所有這些「時代」，偏頗地規定了美國生活的一個十年時期，這是跟以前不相同的。這個時期的年青人，狂熱地開汽車歡鬧，狂熱地在秘密酒店裡參加社交會，狂熱地跳舞。他們的象徵是浣熊上衣、短裙子、福特牌汽車、薩克斯管和美元記號。他們的舉行態度是一種放蕩的譏誚，這意味著以此來掩蓋深深的絕望。二十年代那些「熱情似火的青年」，在經歷了後來的經濟蕭條、戰爭和個人災難以後猶能存活下來的，都懷著朦朧的依戀追懷過去。
那時候的美國，是一個退出世界事務的美國。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世界上其餘的人可以忍飢挨餓過日子，可以上吊或自殺。大戰是在理想主義（使世界安全地爭取民主）的旗號下打的，這時，却被看作只是歐洲列強政客為貿易、黃金和殖民地所進行的又一次貪鄙的爭吵。伍德羅·威爾遜的國聯（美國曾經拒絕參加），被認為是背誦空洞的國際口號的滑稽、混濁和無用的講壇。曾經是「那邊」大軍的一部分的人，這時模糊地感覺到自己是做了「儍瓜」，而強大的美國戰爭機器這時拆卸了。
在國內，這十年間議論紛紛的政治問題，並不是經濟立法、社會改革或政府的誠實，而是人民是否有酩酊大醉的憲法權利。在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二十年代那樣顯著的私人貪婪和公眾冷漠。二十年代的確是「快活」的，但人們却是肚子雖飽而頭腦輕浮，在滿足的肚子和空虛的腦袋之間，給理想主義留下的空間是少之又少的。
因為美國是在理想主義的浪潮中參加大戰的，所以它歇斯底理地進行鬥爭。德國啤酒不再供應了，德國作曲家的作品不再演奏了，法蘭克福香腸改名為「勝利香腸」。自詡為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使生活對他們的德裔隣人來說變得受不了。更加重要的是，威爾遜本人簽署了一項殘酷鎭壓政見不同的人的政策。戰前的自由主義分子和革新主義者，有許多都曾反對美國參加大戰衝突，因為他們擔心這會損害國內的民主理想。當威爾遜政府以「擾亂治安」為辭把社會黨領導人尤金·V·德布斯監禁起來，並把許多支持他的和平主義者投入監獄時，自由主義者的擔憂顯得似乎是大有根據的。一九一七年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推翻了暴虐的俄國沙皇政府時，美國的歇斯底里就慢慢地把焦點從「德國威脅」轉向「共產主義威脅」去了。有些美國人發現，煽起一種「紅色恐懼」，十分有助於鎭壓工會和壓制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的一切企圖。幾乎每一個主張改革者，都可能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
威爾遜的首席檢查官A·米切爾·帕爾默在一九二零年宣稱：「一年前，像燎原之火一樣，革命的火焰席捲美國的每一種法律和秩序制度。它侵入美國工人的家庭，革命的火舌舐著教堂的聖壇、躍進學校的鐘樓、爬進美國家庭的神聖壁角，一心要以放蕩的法律來代替結婚的盟誓…」。儘管存在著這樣的事實，即使在一千之中，不見得有一個美國人曉得一個布爾什維克和一個大劇院芭蕾舞演員之間的差別。但是，首席檢查官帕默爾（分明得到威爾遜總統的認可）却在一九二零年元旦那一天，通過逮捕六千人來使美國免於受到想像中的可怕威脅。由於找不著証據來控告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所以大多數人後來不得不予以釋放。但是，那些夠倒霉的不是美國公民的人，却作為「不受歡迎的僑民」而被驅逐出境。在自由主義分子和革新主義者看來，反戰代言人最糟的擔憂似乎已經實現了：美國不僅已經征服了德國，而且已經征服了它自己最珍視的理想。
到了一九二零年，美國人已經厭倦征戰了，他們要回復「正常」。對於「正常」，每個人都作出自己的解釋來，但一般說來，它意指回復一個幻想時期，在言個時期中，人們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用不著憂慮它。
一九二零年，共和黨總統侯選人沃倫·甘梅利爾·哈丁提出「回復正常」作為他的政綱，結果大勝當選。在選舉中被他擊敗的對手，是俄亥俄州州長詹姆斯·M·考克斯，以及威爾遜政府海軍部長助理富蘭克林·D·羅斯福，他們的失敗和哈丁的勝利，引進了「興旺的二十年代。」
哈丁是一個温和、俊美的人，樣子像個總統。艾麗斯·羅斯福·朗思沃思這樣談到他：「哈丁不是個壞人，他只是個懶鬼」。哈丁是模糊地意識到這一點的，他知道自已就是沒有資格擔任這個高的職位，於是不斷地玩撲克、橋牌，進行股票市場投機，並與政治僱用文人和貪官交遊，以逃避國家事務的負擔。哈丁對哥倫比亞校長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承認：「我是不適合這個職位的，本來就不應當在這里。」但是，他不適合總統職位同他某些閣員的低劣品質比起來，就算不得什麼了。大檢查官哈里多爾蒂每天只做兩件事情，一件是發出反對工會的指令（全部被扣上共產黨的帽子），另一件是利用司法部來使他的老友受賄。內政部長艾伯特·B·福爾（堪薩斯的編輯威廉·艾倫·懷特說他是「一個低劣的明顯騙子」）把加利福尼亞州埃爾克山美國海軍的石油保存地租借給愛德華·L·多亨尼，受賄十萬美元現金。哈丁政府的名聲迅速地變得奇臭無比，甚至哈丁本人也忍受不了。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他就死了，死於食物中毒，但有人說他是自殺，另外則有人暗示是被謀殺。
羅伯特 . 戈德斯頓著 宋 蓮初譯 腳癢 精譯後重新騰抄
一九二年年九月二日，汽車加油站從來沒有停過這麼多的汽車。這一天，紐約証卷交易所的股票價格達到一個空前的新高峯，交易所里開列出來的股票價格用點數表示出來，達到使人暈頭目眩的投機性價格的頂峯。因此，美國電話每股值三零四點（美元）；通用電氣為三九六；紐約中央報價二五六；美國鋼鐵為二六一；無綫電公司為五零五，其他的股票（無論是列入交易所的或未列入的）也達到了同樣的高峯。並不僅僅是經紀人或金融家關心這些股票報價；一九二九年，有一百五十萬以上的美國人，己經把他們的部分或全部儲蓄投資於股票。在此以前幾年，「玩市場（做投機買賣）」已經成了一種全國性運動，其流行程度足以同棒球並駕抗衡。汽車司機與窗戶清潔工人、主婦與摔角運動員、農民、外交官、公司職員與擦鞋匠 — 各色各樣的美國人，似乎全都被瘋迷於投機股票市場遊戲所感染。
關於股票市場的正統派理論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一位企業家或一間公司需要款項來建立工廠、擴充現有設備或更新機床，公司可以不試著向銀行借大筆款項而向有購買能力的個體出售股票 — 那是一種體面的借據形式。一如向銀行借款一樣，公司向購買股票的個體支付借款利息，一季或半年支付一次的利息，通稱為紅利。但是，但與銀行向存款人付息不同，紅利的估算是根據有關企業的成功（或不夠成功）而上升或下降，因此，有餘錢的個人有機會使那些餘錢掙得的利息率，比從銀行或証券那裏所得到的利息率為大（這是一般情況）。公司取得用於擴充的欵項，人人都快樂 — 自然，有些人是例外，這些人投資於其業務衰落因而無法支付紅利的公司。
但是，股票的持有當然有著另一方面的情況。隨著共同業務的擴大或衰落，提到證券交易所來出賣的股票的價質，也隨之上升或下降，這不過是人們購買和售出股票的一個方便之所。因此例如說，如果通用電氣宣佈上一年的生意比前一年好得多（因之以紅利形式所分配的利潤會更高），它的股票價值就會上升。有的人購買股票，與其說是為了可能支付的紅利，不如說是為了這樣的事實，即股票的價值會上升，因以可以出賣獲利。這就是大家知道的投機而不是投資了。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投機熱似乎支配著這個國家。
一九二九年，股票市場的遊戲規則被美妙地設計出來鼓勵投資。如果你要快速致富，不用勞作，只消同紐約許多經紀行（經紀人是在交易所代表投資者或投機者買賣股票的人）當中的一家接觸就行了，這些經紀行在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大多數城鎭中都有辦事處，你可以請它們購進股票，你可以不必支付股票的全部價值，你可以「凭保証金」來購買它們。這意味著你只要付出（在一九二九年）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股票票面價格就行了，經紀人會賒帳供給其餘部分，例如，你要購買一股價值一百美元的股票，你付給經紀人四十美元。這樣你就可以坐待股票價格上升了，如果每股上升至比方說二百美元，那末你就可以把它賣掉，付還經紀人所出的六十美元，收回你原先投入的四十美元，之後就獲利一百美元了。自然，如果你那一股一百美元的股票價值下降（比如說下降至五十美元），那末經紀人就可能給你寄發「保証金催付信」。這意味著如果你要繼續保有該一股票，就得給經紀人送出更多的現款。因為你的股票這時只值五十美元，而經紀人企圖取回所墊的六十美元，他將受到十美元的損失，因之，他要你多出十美元現款，以保持你的投機性投資。如果你拿不出現款來，經紀人就會賣出你的股票，自己承受十美元的損失，而你則受到四十美元的損失。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靠的多是信心。你必須對股票價值事實上會上升報有信心，你的經紀人也要有信心。因此，銀行家、金融家、股票交易所人員和其他金錢魔術師關於股票市場健康狀態的陳述，是非常需要的。當諸如理查德·惠特尼、查爾斯·米切爾或約翰·D·洛克菲勒宣稱商業前景光明時，股票價值就上升了。當評論家時不常宣告商業前景差勁或咕噥說股票價格膨脹時，他們就不僅被痛罵為儍瓜而被斥責為繁榮的敵人，因為諸如此類的評語只能在市場上動搖公眾的信心，並導致股票價值的低落。
然而，二十年代後期股票市場突然興隆的實質，是投機性的。股票價格並不反映實際的價值，它們並不反映一家公司的工廠的眞正價質，或它的產品的價質，或者甚至並不反映這家公司所支付的股份紅利的大小，它們反倒是反映了投機者對第二天股票的可能的需求的預感和猜測。一個人擁有通用電氣的一股股票，那是因為他深信，另一個人很快就會給他支付更多的錢把它買去，其它的人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把它買去。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股票價格除了偶然的「搖擺」以外，它們的價格在投機性的購買中是令人眼花瞭亂地盤旋上升的。人人都確信發財致富。
事實上，不致富被看作是頑固或糊塗的一個象徵。一位有身份的財政家、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丁·拉斯科布，在他為「婦女家庭雜誌」寫的一篇文章中說，一名工人每月節省十五元，把它投資於堅實的公共股票，並且把他所獲紅利再投資於同類股票，這樣一來，經過二十年時間，就會擁有價值八萬美元資財。拉斯科布先生文章的標題是：「人人都應致富!」
但儘管一九二九年做投機買賣的美國人有一百五十萬，大部分股票和實際上全部優先股，却為富人或為了持有股票而開辦的公司所擁有。人們在市場上似乎能如此快速地賺獲來得容易的錢，以致許多公司不把它們得自股票的錢用於工廠擴張或更新或興辦其它事業，而是拿這些錢再投資其他股票。因為公司的創辦純粹是為著持有別的公司的股票，所以有限公司的結構就變得非常錯綜複雜了。事實上，在更後的年月裡，芝加哥大金融奇才（並且正如結果弄清楚的，他是盜賊）塞繆爾·英薩爾承認，他自己的公司是如此廣泛而複雜，甚至他也不了解自己的組織。
在二十年代後期，做投機買賣的新方法也想出來了，就是設立「投資托拉斯」。這些公司會替你投資，它們的職員推想是股票市場老手，能夠不落空地預告股票價格的起落，此外，它們掌握了股票價值的「秘密消息」，因此，它們能用你的錢賺獲比你能夠賺的更多的錢。顯而易見，投資托拉斯是要給職員支付報酬的，因此無論如何，它們的顧客一起始就損失了一部分金錢，最後使一切事情複雜化的是投資托拉斯陸續在市場上出售它自己的股票。而且，在一九二九年，股票出售基本上是不受管制的。紐約証券交易所是一個私營機構，關於它的人員的誠實性，是自行管轄的，但自行管轄的結果變成不可靠。股票是通過廣告說明書推銷的，而說明書往往謊話連篇，它可以把一家金礦公司形容得天花亂墜，其後則發現它連一個鶴嘴鋤或鏟子也無。但這並不碍事 — 信心正是適合需要的東西。信心產生於想像中繁榮十年的圈也圈不住的樂觀，產生於易上當的貪婪之心，這種貪婪已經成了美國生活的主要目的了。
仍存在著一些控制辦法。其中主要的是聯邦儲備系統的貼現率，它可以由聯邦儲備局所任命的政府成員加以提高或降低。這並不是一個不好了解的複雜程序。全國的銀行都給經紀人貸款，這樣它們（銀行）就可以把購買的百分之六十的股票價值收藏起來做為保証金。銀行貸出的這些錢利率很高（一九二九年時為百分之十二）。但是為了取得借款，銀行往往依賴聯邦儲備系統銀行，後者在政府的管理下經營。如果聯邦儲備銀行提高它們貸款給私營銀行的利率，那末，這些私營銀行就得提高它們向經紀人放款的利率。如果利率低，借款銀行就便宜而容易地把錢弄到手，而如果利率高，許多經紀人就會借不起錢，這樣他們的股票購入就會減少。如果聯邦儲備銀行提高利率，那末，地方銀行既要提高貸款給經紀人的利率，又要提高貸款給農民、房東和富人的利率，這樣一來，商業活動大概會萎縮，而聯邦儲備局一心要避免的不景氣，就可能開始了。
而且聯邦儲備局提高利率的任何宣佈，都表示它認為湧進股票市場的錢太多了，股票價值膨脹了，這轉過來可能引起信心的瓦解，人們可能抛售他們手中的股票。這樣一來，整個複雜而且東倒西歪的結構就可能動搖。
在一九二九年，政府稅收並不是一種控制辦法。當時所得稅極低（並且在富人方面，逃稅非常容易）；沒有公司逾限利得稅這回事，只有象徵性的遺產稅。因此，政府無法通過提高稅收來轉移投機性金錢的流通（如果政府課徵新稅，保守的最高法院會宣佈為違憲）。而且，共和黨政府的稅收政策，基本上由柯立芝屬下，也是胡佛屬下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指揮。梅隆曾在銀行業中發了大財，他說過：「政府只是一種商業，因之可以且應該依照商業的原則來管理。」他首先聲明關心的事情是使預算平衡。但顯而易見，他有著更加關心的事情 — 為富人和他自己減少所得稅。在一九二九年，年賺百萬美元者，須繳付近三十萬美元的稅。梅隆表示，這樣的稅率是沒收性的，於是在控制財政部的多年之中，他不斷削減高等階層的稅款。此外，梅隆制定了政策，通過法律上的各種漏洞，隱蔽地把稅款付還個人和公司。在柯立芝當政時期，他經由這種辦法付還款不少於三十五億美元。後來弄清楚，無數的錢付還給梅隆先生自己擁有的公司。不消說，安德魯·梅隆也進行股票市場的投機，而且是重重地進行投機，他宣稱「徵稅減少鼓舞了貿易和商業」 — 他本來要補充說，徵稅減少使有更多的錢注入股票市場中。
一方面，銀行家忙於以百分之十二的利息將現款注進經紀行，另一方面，他們也通過購買外國政府的債券把錢輸送給外國政府。這種情況也反映出政府的政策，共和黨人總是贊成高稅率的，自一八七零年以來，共和黨就是代表工業利益的政黨了。當美國正在發展它的工業時，對輸入美國的外國產品實施高關稅，以保護初期階段的工業，使之不受大規模外國競爭的侵犯，看來是重要和必然之事。言使得外國產品價格較高，因而對買主產生較低吸引力。另一方面，民主黨人則常常主張低關稅率，他們代表要購買製成品的農場主的利益。伍德羅·威爾遜曾經提出一項低關稅率的新理由 : 到了一九零零年，美國在工業上已經有了巨大的發展，問題不再是保護美國的工業，而是去尋找外國輸入市場，但是，如果外國沒有美元在手，那是無法購買美國貨品的。威爾遜認為，外國累積美元的唯一辦法，是在美國出售它們自己的產品。因此對外貿易成了一條雙向管道，國內的高關稅率，意味著國外的高關稅率，而美國的輸出會受到傷害。但是，威爾遜忽視了一項外國政府能夠取得美元來購買美國貨品的可行辨法，即使它們無法在美國出售它們的產品。這個辨就是經由美國銀行家借出美元。赫伯特·胡佛在哈丁和柯立芝屬下任商業部長時，以及後來他自己出任總統時，都鼓勵高關稅率和向外國大規模貸款。要是諸如德國、英國或秘魯那樣的國家發生經濟崩潰，從而無法償還這些貸款，那眞不曉得怎樣了。二十年代初期，無數美元以向政府或向商業企業貸款的形式，源源流往國外。
不論怎樣，這些錢的一部分流回美國去了，與其說是購買美國的輸出品，不如說是外國銀行家投資股票市場。在紐約，銀行向經紀人貸款賺得百分之十二的錢，而這種極高的利率則鼓勵了全世界的銀行家把錢注入同一個合算的市場。表明銀行向經紀人貸款的迅速發展程度的事實是，在一九二三年，雖然這類貸款總數為十五億美元，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言類貸款總數就已經上升至六十億美元了! 這意味著，在一九二九年，銀行掌握著的股票保証金，相當於一九二三年的將近六倍，這是相對於投資的投機增長的一個很好索引。
一九二九年夏天，正當股票市場繼續使人快活地盤旋上升時，某些危險的跡象出現了。經常作為總體商業氣候晴雨計的建築工業，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間下降了十億美元以上。在一九二九年七月達到一個高峯的工業生產，到了八月就開始下降。就業情況也是這樣。商業存貨（即儲備存貨和沒有賣出的貨品）從一九二八年的五億美元，增加至一九二九年的十八億美元以上。消費購買力指數，從一九二七 – 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七點四，下降至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一點五。聯邦儲備局注意到這些趨勢，並且受了極少數人對繁榮發出的警報之影響，發出勸告全國銀行不應貸款用於投機目的。這項警告受到忽視之後，聯邦儲備局乃於一九二九年八月把向私人銀行貸款的貼現率提高至百分之六。
在這些統計數字後面，存在著甚至更加深刻的美國經濟失調的情況。隨著大規模生產技術和新機器的推廣使用，二十年代美國產業工人生產量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但是，工人掙得的工資只增加百分之七。由於這種結果產生的儲款，並未轉移到公眾中去。根據正統派經濟理論，生產效率的增加，各家公司進行市場競爭，應當導致物價的下降。但是，各家公司並未競爭市場，它們已發展得如此龐大，它們間接（通過錯綜複雜的控股公司）和直接的相依關係已經糾纏地如此錯綜複雜，因此它們把物價「固定」下來。根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中的條款，這是非法的，但是柯立芝和胡佛都把這個法律看做是工業發展的障碍，因而拒絕加以實施。於是，當工人的（生產）效率增加，以及工業產能的騰升，各家公司的直接利潤乃大大增加，而這些利潤却是更多地被用於投機於股票市場。由於新獲利潤不足以通過增加工資或大幅降低物價而轉移到工人手中，因此，工業乃收縮其市場。這時，產品賣出了多少，其重要性似乎越來越小 — 錢並不是靠生產和工作賺來，而是通過股票投機獲得。
一九二九年九月間，在價格上，股票市場遭受了幾次輕微震蕩。這些波動很快就平靜下來了，因之，經紀人滿懷信心地等待股票價格的新一輪的增長。但是，十月郤迎來了更加猛烈的波動，接著，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後來就以「黑色星期四」之名為世人所知），股票市場投機就因可怕的破產而沒落了。突然之間，似乎無任何人對股票價格的升漲再有信心了，人人都要把股票馬上賣出去，股票價格陡然猛然下降，那一天，將近成交了一千三百萬股 — 以越來越低的價格成交（其中有些無法找到買主）。當經紀人在價格逐步下降以前狂亂地趕去抛出其手中的股票時，紐約證券交易所內是一片狂暴爭奪拼命喊叫推擠的世紀末日景象。非常確切的個人恐慌不僅侵襲籠罩交易所內，也支配著交易所外開始集聚的人羣，羣眾發現華爾街一座高聳建築物頂部有一個人影，推想是一名準備跳樓的經紀人，於是召警。交易所內場面失控一片歇斯底里，因此職員們關閉廻廊趕走了參觀者（其中一位是温斯頓·丘吉爾）。
但是在參觀者被引導走出交易所時，所內市場正在平靜下來。中午時分消息傳來，說J·P·摩根公司在華爾街二十三號的事務物所中，銀行家和財政家正在進行一個重要會議，參加者有代表萬國寶通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保證信託公司的威廉·C·波特，大通銀行的艾伯特·H·威金，銀行家信託公司的西沃德·普羅澤，以及摩根的一位合作者托馬斯·W·拉蒙特。由這些人的身份判定，他們正試圖組織起來支撐市場。他們集中財力（每人四千萬美元之巨），準備以合理的價格購進股票，以為這樣一來就會剎煞住抛售潮。這些財金魔術師極有信心地大量購進股票，認定必能把恐慌抛售潮煞住。他們的假定無誤，當開會的消息傳到交易所時，價格立即穩定下來。接著，理查德惠特尼出現了，從股票經紀人羣中走過，出價每股二零五購進鋼鐵股票，當時鋼鐵股票報價一九三。恐懼登時消失，價格開始上升了 — 但是只是在交易所之內。
但是，可惜並不是全部抛售行為都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內進行，許多抛售行為都是遵照憂慮不安的委託人之囑而進行的，這些委託人在全國各地注視著股票行市的指示器，並且由於交易量太大，股票行市指示器落後於交易所內當時交易價格及實況長達一兩小時。抛售命令繼續從舊金山、阿布克基、邁阿密、芝加哥等地源源而至。即使這樣，但在那天結束儘管股票已摔了可怕一跤，情況看來還好。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價格依然頗為穩定。
周末，實業家競相發表安定人心的市塲情況談話，波士頓一家投資托拉斯在「華爾街日報」上刋出一則大廣告，它大聲通告：「人人沈著 — 鎭定的思索流行了。留心美國最大銀行家所說的話 — 。」但是，在交易所星期日關門歇業期間，全美國的投資人都有時間考慮他們的前景，他們思考的結果是悲觀的。星期一市場重開時，雖則成交較少，但價格跌得甚至比星期四更重。儘管銀行家再一次在摩根公司事務所內聚集，但這一天却挽回不了股價的暴跌。的確，銀行家分明不願再一次搶救市場了。（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這一天，證明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一百二十年歷中最惡劣的一天，有一千六百多萬股股票轉手；各地股票行市指示器報告所顯示價格，落後於交易所內直綫下降的當時股票價格長達兩小時，許多股票於兩小時內已經喪失了一半以上的價值。與此同時，消息迅速傳開，說是銀行家決定不再徒勞無益地去出力穩定市場了，他們正在拼命抛出自己手中的股票，一心要在完全滅頂以前脫身。
投機利市以押借來的錢為基礎，就像一座顛倒過來的金字塔一樣。這時，它也像一座倒轉過來的金字塔一樣塌坍下去，股票經人沈重負債，因為他們代客購進股票時顧客僅付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股票票面價值，所餘部分由經紀人向銀行貸款支付，所以經紀人此時狂亂地向全國各地無數的投資客寄發保證金催付信。由於股票價值崩跌至如此不可思議的程度，即便是賣出去也會使經紀人破產，於是經紀人要求顧客付交更多的錢，或是不顧一切地賣出。但是，極多顧客已經沒有現金，顧客必須賣掉股票。這樣就使得股價進一步下跌，不僅個人散戶無財力保有其股票，即使是投資托拉斯也破產了，就像大規模的没資托拉斯戈德曼·薩克斯公司，在兩天之內就眼見其股票從近一百點下跌至三點。所有投資股票市場的公司和銀行，都蒙受了重大損失，此外，當借款給經紀人的銀行交求還錢時，一大串的經紀人就不得不違約拖欠了，恰與股票價格曾經地盤旋下降 — 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主要財政家、金融家和實業家所發表的公開聲明，對於決心離開市塲的投資者，此時再也不起任何作用了。例如，約翰·D·洛克菲勒被說服宣稱：「我兒子與我認為我國的基本情況是正常的，因此這些天來一直在購買資金充實的公司的共共股票。」喜劇作家埃廸·坎托評論道：「當然啦! 難道還有別人有錢留下來嗎? 」在各個城市的金融區，人們的神經是如此地脆弱，因此（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那天，當一個小孩在芝加哥拉·薩爾街燃於了幾枚爆竹，謠言就迅速傳開，說是在股市蒙受了重大損失的匪徒正在街上放槍，警車趕到現場時，找到的是一名十分驚慌的小孩。
那個星期四（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紐約證券交易所關閉，直至星期五都未重開，為的是給股票經紀人及其苦惱的辦事員以機會，以便趕上報告這塲大災難的大量文件工作，此外，也指望交易所的關閉可以提供全國平靜下來的機會。但是，起了相反的作用，在隨後的一星期中，股票價格跌得更低。正是在這些傷心的日子裏，關於股票經紀人和銀行家跳樓以及自殺浪潮席捲投機者的謠言越傳越盛，實際上，言並不確實。儘管有美國民間故事傳說華爾街上的行人要快步急跑以避開跳樓的金融家，事實上並未發生這樣的自殺潮。到了十一月中旬，股市平均損失了百分之四十的價值 — 起碼在統計數字上損失了二百六十億美元 — 。在隨後的數月和幾年之中，市塲甚至更加頹喪。
股票市塲的崩潰，對於整體美國產生了連鎖反應。正如人們所見，這個國家的大部分購買力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正是這些人的銀行存款給清除了，消費花費突然顯著下降，特別是在奢侈品領域。由於工業資方對於生產量的增加，並未以提高工資的方式與勞工分享利潤，因之蓄積不起大規模的購買力來使商品流通，這樣一來，百貨商店及其他行業就拖延或是完全停止其進貨，因而，工業不得不減產，而這就意味著裁員。由於實業家曾經極為成功又野蠻地鬥垮工會，因此工人沒有組織以保全其工作職位，而失業者是不能成為有效顧客的。更增加大災難深度的是，許多投機股票市塲的公司損失如此巨大，以致被迫宣告破產，從而造成更多僱員失業。曾向經紀人貸出大量款項並且有時直接投機股票市塲的銀行，此時著急了，擔心如果存款人擠兌，它們是無法籌足現金還款的，至於貸給外給外國政府和企業的鉅款，此時也處於極端危險之境，由於外國金融家自身在紐約股市進行投機，由於外國資本已進行了投機，因此能否向美國償還借款，這時就大有問題了。
這就要看赫伯特胡佛的企業政府了。這位總統曾經宣稱：「今天我們在美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空前接近於最後戰勝貧窮。」如此等等。這時，他又在講樂觀的大話了。
羅伯特 . 戈德斯頓著 宋 蓮初譯 腳癢 精譯後重新騰抄
一九三零年三月七日，胡佛宣稱：「一切跡象表明，在未來的六十天中，破產對失業最惡劣的影响將會成為過去。」一九三零年五月一日，總統說：「我深信，現在我們已經度過了最壞時期。」威爾羅傑斯批評道：「現在有著比我國歷史上任何時期更多的『樂觀』談話，更少的實行。」
他的批評是正確的。儘管政府作出了保証，全國的實業領袖除了削減生產以外，却看不出解放他們自己的辦法。有的實業家試著削減每周的開工日數，由更多的工人做現有的工作，有的實業家通過削減工資來保留他們的工人。但是，實際情況是消費已經大大地委縮，無人購買商品，因之越來越多的工廠和商店倒閉了。一九三零年春天，領取配給麵包的窮人隊伍開始在紐約芝加哥和其他美國大城市出現，極大耐心、無希望、受侮辱的人龍慢吞吞地向前移動，從施湯所、「救世軍」會堂和地方救濟機構那裏領受水汪汪的碗菜湯和一片乾麵包。一九三零年三月依靠救濟的家庭，比一九二九年十月分多百分之二百。
美國勞聯主席威廉格林報告說：「在底特律，男子漢整天坐在公園裏，喃喃自語，這樣的人多的數也數不清。他們都是失業漢，都在找工作。」有時侯，失業是突如其來的 — 解僱通知就附在薪水袋裏。失業往往是慢慢地發生的，首先，會有一段緩衝期 — 也許是每周只開三天工，接著，或許是削減工資，最後就是不可避免的解僱了。
在開始尋找新工作時，你穿起整潔燙平的衣服，把皮鞋擦得閃亮，滿懷著希望。你到工廠或商店裏去找機會，有時候，別人讓你留下名字，更多的時候別人就是大聲粗氣一句「不請人!」把你轟走。很快地，你意識到要找一份新工作太不容易。之後，你心生絕望轉到失業介紹所去，為了得到一份工作，你願意支付一周或一月的工資給失業介紹所，但是，失業介紹所門前的人龍排得老長，那些人都如你一般地憂慮不安，並且還有點狂亂。失業介紹所也是無啥可以提供的。
到了這時，你的外表就不再那樣光潔了，由於走了無數哩程的人行道，你的鞋子骯髒破舊了，為了耐久，你在鞋底墊上報紙和硬拍紙，你的衣著沾染污漬不再光鮮（缺錢送洗），袖口肘腋處開綻露綫了，你還可能塞報紙在襯衫下面來保暖。但是，衣物的污髒破損比起這時出現在你眼裡的恐慌神色，就算不得甚麼事了。你覺得也許無論哪裏都沒有工作，也許你再也沒有工作的機會了。如果你靠儲蓄過日子，你就思考存款花光之後的光景如何而納悶。儲蓄果然花光了，你就靠借貸過日子，你向親戚朋友借錢，你向在地的食品雜貨店賖購，向房東賖欠，但是，借錢很快就結束了（親戚朋友都如同你一般地窮困），而且賖購和賖欠也不再容許了。
此時，你眼見自己的憂慮傳播至你的親屬，也許你的妻子試著找工做，甚麼工都願意做，做清潔女工或是旅館女侍，但是這類的工作也是極少的，年紀較大可以勞作的孩子就試出去找工作做（通常是失敗）。這時，餐桌上的肉類、奶油和雞蛋只是記憶中的東西罷了，你和家人只能吃豆類和豬油。你看到孩子們瘦了，這時，衣衫如此地襤褸，以致不好意思上學去。你開始典當物件，由傢俱到結婚戒指。你早已喪失所住的一層樓公寓，不得不搬到更蕭條地區那裏更髒更小的地方住。不用說，最後你加入了領取配給麵包的窮人隊伍，你的親屬在靠救濟過日子，他們可能得靠地方救濟機構所發的一周三四美元，好容易才能過日子。家庭要被拆散了，你可能住進地方貧民院，孩子被送去孤兒院，或者家人分散到鄉下比較幸運的親戚家中住去，在那裏，起碼能夠種植東西來吃。如果你的孩子已經超過八九歲，他們可能開始在鄉下到處流浪，在農舎門前乞食，結果，你發現自己居然過的是乞丐生活。於是，你詫異了，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事，絞盡了腦汁想著，思考自已有何過失犯了何等罪惡以致招來如此可怕的懲罰。同時，你放眼四顧，看見許許多多同你一樣的人，這時你開始亟想知道這是否（社會）制度本身出了毛病，從而引起這塲全國性大災難? 你思索是否資主義不知所措了? 是否民主不知所措了? 你尚未下定決心去進行匡正，但是你在詫異、在納悶。
一九三零年，在費城，兒童在餓肚子；在芝加哥，一伙伙無家可歸的男子漢睡在瓦克車道的下層，他們紛集在用麥稭和油渣燃起的火堆周圍取暖；在紐約，無數男子漢開始沿著河邊車道下方的哈德遜河用硬紙板、白鐵皮或破木板搭起破棚屋容身，這些人有的有家庭有的則無；在全國的城鎭裏，可以看見一羣羣不顧一切的壯男為在垃圾堆前揀挑物件而大打出手。
一九三零年秋天，西北部蘋果農夫想出了一宗妙招，由於蘋果豐收而滯銷，因此果農分配給無業者在街角轉賣。就這樣，發抖的、衣衫襤褸的蘋果售賣人在美國各城市出現了，他們站在街角守著木箱裝載來的一箱箱可憐蘋果，默默懇求比較幸運的過路人買一個蘋果 — 五分錢鎳幣一個，如果買主慈善為懷或許會多給幾分錢。調查統計局把言些半行乞的蘋果售賣人列為「就業者」，後來，胡佛總統堅持說：「許多人離職，從事利潤更加豐厚的蘋果售賣工作。」紐約市的情況是如此危急，以致喀麥隆的土人籌集了三元七角七分美金，從遙遠的非洲寄給紐約市當局用於「救濟飢餓者」。
到了一九三一年冬天中期（一個嚴酷的冬季），有八百萬以上的美國人失業，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失業者達到了一千三百五十萬人 — 將近美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
這些人打算怎麼辦? 他們當中許多人流徙於路途，失業工人由親屬陪同，但越來越多的是獨自一個兒，開著破爛舊汽車，由這個鎭到那個鎭，由這個州到那個州，尋找工作。這些短期逗留客確切知道，前頭的境況絕對不會比後頭的境況好，但不知為何，遷移本身似乎是積極的，不管情況是如何的無希望，但這是總是要做的事情。
這些遷移者並非傳統的流動工人，往昔傳統流動工人儘量少做工作，目的是減少各地需求以便不需要工作。而大蕭條時期的遷移者却是拼命地尋找工作，無人知曉大蕭條時期究竟有多少遷移者，但是估計人數高達一百萬，例如南部太平洋鐵路當局曾報告，一九三二年，它曾經把七十萬名流浪者從火車（有蓋貨車）上趕下去。
這是一種艱苦生活，你走累了，就在靠近鐵路坎肩（更好是能靠近車站，經過的火車在那裡開得慢）的壕溝裏等著，這樣，當火車經過時就急衝上有蓋貨車未鎖門的車箱內去，要是失足沒衝個正著，你就得受傷甚至被輾壓於鋼輪之下。衝上車之後，一定會發現車箱內至少已有幾名無業的遊民遷徙同伴坐在角落暗處，正在準備等候跳車，這時，你得提防鐵路「警察」，他們是鐵路公司僱用的私人警衞，負責不容許短期逗留客進入有蓋貨車內，如果你被逮著，他們會用警棍揍你，也許會殺死你，或者把你移交地方當局處理。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南部像是喬治亞州或佛羅里達州，你會被送到囚犯營那裏去。如果你避過了警察，在火車停站前跳下車，奔向最近處流動工人「營地」，你就會受到歡迎，這些營地在美國各都見得到，在那裏，被抛棄了的人建起了硬紙板或浮木窩棚，沒有衞生設備，沒有垃圾堆（垃圾是少而又少的），除了可以從附近小河裏取得之外，沒有水。無論你到什麼地方，都沒有工作可做，你偶爾可能替一些厚道的農民伐木或做零活，在某些州（特別是加利福尼亞州）你可能在州勞動營裏得到一份工作，這些勞動營由地方當局管理美國陸軍裝備。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有工作却要遭受可怕的剝削 — 在某些大量生產的農塲裡摘果每小時工資五分（一天結束你能否拿得到工資，得視監工一時興致而定），或者在工塲或工廠裏接受名罷工工人的位置每周工資四美元。無工作可做時，為了塡飽肚子，你得翻垃圾堆或者去偷。
在各方面來說，兒童所受傷害最大，他們之中極多失學，極多失家。芝加哥一名社工為芝加哥兒童紀念醫院一九三二年發表的一篇報告而感到苦惱，報告中說，那裏有一名兒童剛剛餓死，該市的兒童「穿不暖、吃不飽，缺乏安全和缺乏發展體格的條件，這肯定會引起肺病和其他疾病，而其心理態度肯定會引起過失。」駭人聽聞的兒童血汗工廠，甚至在僱用童工為非法的幾個地區，也重新出現了。
正如同絕望感覺像壓在留在城市和已離城市的工人心頭一樣，在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三一年，它也在這個國家的農民心中加深。華爾街的破產已使農民的境況變得更慘，農民早已經經歷了長達十年收入減少的生活，在大蕭條時期的頭兩年，農產品價格下跌了百分之三十，玉蜀黍一蒲耳式只賣十五分，棉花和羊毛一磅只賣五分，豬肉一磅賣三分，牛肉一磅賣二點五分。面對這種情況，農民不知道怎麼辦 — 只得堅持著生產下去，或者實際增加生產，從而增加了價格的滑落。恰恰是為了在這樣低水平的價格上維持自己的生活，農民需任何一點點他們所生產的農產品。
從一九二年年至一九三一年，在全國範圍內，農民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三。可是農民的債務並未下降，在二十年代，他們的租稅和抵押已經固定並保証承担，當時農產品的價格是比較高的，例如說，一位農民抵押借款一千美元，當棉花賣一磅十五分錢時，他實際上是欠六千六百六十六磅棉花的錢，但當最低價格出現一磅棉花只値五分錢時，他就幾乎要多賣二萬磅棉花才能還債。而且，許多主要是掌握農民抵押貸款的銀行，不是因為貸款就是因為投機股市而蒙受重大損失，從而漸漸沒有能力推遲取消抵押品贖取權的手續了。
農村的實際情況點明了問題，籬笆失修鬆垮，田地不加耕作，農機破舊，建物朽爛脫漆，牲畜餓死。有些農民發現，將農作物燒掉還比付錢將其運往市塲更為划算。威廉艾倫懷特寫到：「每一個農民，不論他的農塲是否已經抵押，都曉得，隨著農產品現在的價格情況，他遲早是要被吞掉的。」
當被吞掉時（在郡司法官携來了剝奪通告，當拍賣人員到來拍賣他經營建設了幾十年的自耕農塲時），他就加入了無目的流浪者的人流，走上不知引向何方的道路。他不知道是什麼打擊了他，東部的有錢人已經出了問題，而他總是不信賴那富人的，但是這一次，事情顯示彷彿那些有錢人要把他殺死似的。在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三一年，紅十字會食物中心在世界上最富饒的一些農業地區出現，派發食物給饑餓的農民及其親屬。美國農民看到這一景象，想必是為之苦笑的。
到了第二個冬天蕭條加深，城鎭裏地方救濟機構的錢開始用盡。大多數城市沒有正規的救濟機構，那些私人慈善事業以及公共貧民收容所，在平時尚能勝任照應失業者，在平時失業者大體上就已經是閑著，他們被當做賑濟問題來處理，但是，一九三一年饑餓人潮席捲這個國家之時，私人慈善事業是應付不了的。在一九三零年，許多城鎭已經籌備了公共救濟計劃，但是對一九三一年時陷於貧困的大眾，地方稅收和其他財源是不足以提供最起碼的給養。
隨著時間推移，蕭條繼續惡化，聯邦政府繼續不予援手，人們動怒了，危險地動怒了。全國各地突發事件增加，一九三零年三月十九日，紐約市一千一百名排隊領配給麵包的窮人搶了兩卡車送往附近一家旅館的麵包；一九三一年七月，在奧克拉荷馬州亨利埃特，三百名失業漢要當地店主交出食物，否則將痛毆並殺死他們；一九三二年在底特律，失業漢在夜間砸破商店櫥窗搶刼，是常有的事；也是在底特律，有兩戶人家反抗迫遷，開槍打死了房東。
革命並非已經逼在眼前，只是在一九三一年時，有幾位滿懷希望的急進分子想像著革命即將來臨。紐約市著名的亨利街新住宅區創建和指導者莉蓮·沃爾德質問道：「你們是否聽見了饑餓孩子的哭泣聲音? 你們是否看到了為父母者難以壓抑的戰慄? 這些為父母者為了餵餓孩子，已經半餓者肚皮多個星期了。」但是赫伯特·胡佛事實上沒有聽見也沒有看到正在美國所發生的事，他對新聞記者說：「沒有誰實際上是為饑餓所苦的，例如說，流動工人現在吃得更飽了，紐約有個流動工人一天吃十餐哩。」歷史上，如果在他國諸如此類的語言，一直是革命的積木。革命能在美國發生嗎? 威爾·羅杰斯是一位有知覺力的觀察家，他認為革命是可能發生的。一九三一年即將結束，絕望且憤怒的氣氛瀰漫了美國，四處都聽見了低沈的威脅聲音。
羅伯特 . 戈德斯頓著 宋 蓮初譯 腳癢 精譯後重新騰抄
空氣中瀰漫著濃重的危機感引領著美國人進入一九三二年， 這時，失業人口達到了一千四百萬，並且在迅速增長中。自一九二九年那遙遠又顯得虛幻的年月以來，國民收入已經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由八百七十五億美元降至四百一十七億美元），工業生產已經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經濟正走向停頓。那些依然保有工作者，例如，在鋸木廠工作一小時掙得五分錢，在紡織廠一星期工作五十小時掙得二點九五美元，在康乃狄克州的血汗工廠兒童一周辛苦工作五十五小時可掙得七十五分錢。這時，領配給麵包的窮人隊伍之中也包括了從前的店主、從前的商人和從前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但是，地方救濟機構不再能夠負擔救濟任務了，到了一九三二年，美國只有四分之一的失業者實際在領受幫助。
在紐約市，擠滿在河邊街道臨時棚屋市鎭裏的失業漢們，這時已經搬去了中央公園，他們在那裏搭建窩棚，從城裏的垃圾堆中找殘羮剩餚裹腹。在芝加哥，每兩名工人中就有一人失業，因而，市長安東尼·塞馬克向聯邦求援，他警告華盛頓說，現在送一億五千萬來比以後派聯邦軍隊來要好。在費城，人們過得是「慢慢餓死和家庭生活逐漸瓦解」的生活。在賓夕法尼亞州，煤礦工人吃草木根和蒲公英過活。在肯塔基州，人們吃雜草。在加利福尼亞州，兒童饑餓而死。
而當公共救濟款項用罊後，許多富有的美國人起來反對以增稅方式幫助窮人，或者更常見的情況是，他們逃避自己應繳之稅。就如這樣，「芝加哥論壇報」的所有人羅伯特·R·麥克考密克為了逃稅，只申報了不足二萬五千二百五十美元的個人財產；美國商會的賽拉斯·斯特朗所須繳交財產稅僅為一百二十美元；弗洛謝姆製鞋公司的路易斯弗洛謝姆公布只有九十美元應課稅的財產。顯然，J·P·摩根在一九三二年全然未付任何所得稅。芝加哥大金融家塞繆爾·英薩爾突然辭掉他八十五個董事和六十五個公司主席的職務，到歐洲去了，一九三二年九月，庫克郡的大陪審團控告他侵吞公款。美國商業和財政首腦們分明地不打算負公共福利責任的。
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在極冷的氣温下，廸爾伯恩有三千名失業漢向魯奇河畔已經關閉的福特工廠行進，開初，他們守秩序，甚至顯得沮喪，只是要求工作，但是，當他們到達工廠時，廸爾伯恩警方竟命令他們折回，失業漢一心要交出一份請願書，他們蜂擁向前，警方竟朝他們施放催淚彈，人羣中有人我石頭和冰塊還擊，這時，福特公司消防部門竟以水喉向羣眾發射了以噸計數的高壓冷水，接著，警察開火了，用手槍、步槍和機關槍進行射擊，請願人羣驚慌逃散（雖然有人試圖將傷者拖走），留下了四具屍體。幾天以後，數千名底特律工人跟在四具棺材後面行進，棺材覆以紅旗並樹起牌子，牌子上寫得是「福特給的是子彈而不是麵包」。其後又發生的幾塲這樣的暴動，揚起了美國社會分裂演變成為公開階級戰爭的信號。在密西西比，一位名叫西奧多G比爾的地方政界人士說：「人們不安了，不共主義取得立足點了。就在密西西比這裏，有些人正準備領導一塲暴動。事實上，我自己變得有點淡紅了。」
一九三二年，赫伯特·胡佛對抗蕭條的主要武器是：「重建財政公司」。「重建財政公司」的論述是這樣的，即政府為了使工業和商業維持下去，應當向其貸款，因此政府可授權貸款給銀行。開初，「重建財政公司」的貸款是保密的，表面上的理由是若不保密，就可能促使公眾對受貸銀行失去信心，但是，在一九三二年，國會規範「重建財政公司」活動必須透明，國會所獲悉情況是完全令人不安的，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六月，「重建財政公司」的總經理查爾斯·G·道斯已經辭職，他重回私人企業接管芝加哥中央共和銀行監督經營權，數周之後，「重建財政公司」突然貸款九千萬美元給中央共和銀行，而且繼道斯出任「重建財政公司」總經理職務那人，授權貸款一千二百萬元予他自己當董事的克里夫蘭銀行。到了一九三二年年底，「重建財政公司」已經完完全信用破產聲名狼藉。
這時，公眾對赫伯特胡佛的憎惡和藐視，在合眾國總統評價史上，已經達到了可能是無恥的程度。在全國各地，沿著鐵路路堤搭建的臨時棚屋市鎭和瀝青紙窩棚村落被叫做「胡佛村」，由騾子拖拉的破爛汽車叫「胡佛貨車」，「空錢袋」叫「胡佛袋」，新聞紙叫「胡佛毯子」。白宮裏的這號冷酷人物成了美國生活中一切最可恨事物的象徵。
看起來，胡佛唯一的熱情是要使全國預算保持平衡。如果政府支出多於收入，預算出現了赤字，那末推論下去，實業家和財政家就會喪失信心，如果他們眞的失去信心，就不再願意投資國民經濟（如果赤字十分龐大，也許有一天聯邦政府將無法償還它曾經出售的政府債券所借得的借款，將無法發薪資給它的僱員，會陷於破產，從而使它發行的貨幣喪失價值），這樣一來，就會使得蕭條更進一步加深。然而，雖然胡佛贊成政府節約，但在眞正緊要關頭上，他却是不顧一切的。一九三二年春天，他向國會送出一封密信，勸告國會不可削減陸軍和海軍人員的薪餉，因為不久政府就需要軍隊來鎭壓革命了。
雖則在許多半吊子保守分子和心驚膽顫的實業家起來，事情顯得似乎是「紅色恐怖」開始萌芽啓動了。但是並不是革命，代替發生的是補償金遠征軍事件，它始於俄勒岡州的波特蘭。一九三二年五月，波特蘭有部分的一戰退伍軍人決定，既然他們生活於飢餓的邊緣，現在是國會支付補償金的最佳時間了。國家曾經答應這筆補償金，以酬勞一戰軍人在戰爭中為「使世界安全民主」所作的貢獻。戰爭剛結束時國會通過在一九四五年支付這筆補償金，但是許多退伍軍人認為，到了一九四五年，甚至只是一九三三年，他們就要餓死了，他們當時就需要錢，而不是將來。波特蘭的退伍軍人選了一位名叫沃爾特W沃斯特的失業前軍曹作他們的首領，大家前往華盛頓，向國會或直接向總統請願迅速支付補償金，他們堅持嚴格的紀律（「不在路上討錢，不喝酒，不極端自由主義」）出發了— 有時步行，有時乘貨車，吃得是能從途中友善同胞處所獲供給，否則就挨餓。
在東聖路易斯發生的一樁事件，使波特蘭補償金進軍躍上報紙頭版頭條。在那裏，鐵路警察阻止人們乘搭一列波爾的摩和俄亥俄貨運列車東行，當時波特蘭退伍軍人拒絕離開貨運列車停車場，伊利諾州國民警衞隊奉召將其驅趕出去。這時，各地許多退伍軍人頭一回聽到補償金進軍這一回事，決定加入，退伍軍人來自紐約和芝加哥，來自舊金山和洛杉磯，來自丹佛、邁阿密、底特律和新奧爾良，來自各個州和無數市鎭和村落，開始了向華盛頓的長途旅程。他們大多數是瘦漢，有些帶著妻兒一道兒走（無處安置妻子和孩子），他們跋涉在全國的公路上，向著首都那座白色圓頂大厦前進。
沃斯特和波特蘭的退伍軍人到達華盛頓時，人數已增達一千人，雖後的幾天和幾周裡，各地新的分遣隊陸續到達，最後有萬五千名退伍軍人和部分親屬加入。他們在阿納科斯蒂亞河對岸的沼澤低地上建起了粗陋的露營地，在那裏，他們用小塊木板和馬口鐵皮或硬紙板搭建臨時小屋，挖掘廁所。
首都華盛頓警察局長本人是一位退伍軍官。佩勒姆·D·格拉斯福德是一九一八年駐紮法國美軍最年輕陸軍准將，他喜歡退伍軍人，對他們的友誼關係有所理解，對他們的要求表示同情，他要求陸軍野戰廚房讓退伍軍人們吃得飽，查明白他的下屬警員對待退伍軍人是否有禮貌，而當他騎著藍色哈利戴維森機車廵視阿納科斯蒂亞低地時會逗弄退伍軍人、同其交談、盡力維持其士氣。
他們的士氣是需要維持的。眾議院已在辯論項立即向退伍軍人支付補償金的法案。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就在補償金遠征軍露營地不遠處，眾議院通過了這項法案。但是，參議院對事情的看法比較嚴格，參議員們習慣於同所謂院外運動員（某些工商業界的代理人，他們請人抽雪茄、烟喝酒和提供其他「贈品」，作為「地球上最大的審議會」保護其委托人利益的回禮）打交道，而不習慣同身穿舊軍服無啥好處可拿的退伍軍人溝通。
參議院認為，補償金遠征軍是一個威脅，通過補償金法案，就代表屈服於暴力和暴民，同時，它也將使預算失衡。六月十七日，參議院表決補償金法案，胡佛政府裡憂心如焚的成員因軍隊尚未出動而感到納悶，許許多多退伍軍人已在國會大廈外集合，警察局長格拉斯福德說服緊張的行政官員不要顯示武力。經過了多個小時的等候，最後，消息傳出來。「戰友們，」沃特斯大聲地說，「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壞消息。」補償金法案在表決中被擊敗了。當人羣開始鳴不平時，他大聲說：「戰友們，讓我們向他們表示我們是愛國的美國人。我請求大家唱『美國』。」大家都唱了。隨後他們平靜地解散，回去他們在阿納科斯蒂亞低地的臨時小屋去。
但是下一步該怎麼辦? 有些退伍軍人及其親屬開始離開扎營地，走向滿是灰塵的歸途。但是許多人繼續留了下來，心想也許繼續留在華盛頓，可能使政府改變主意。無論如何，阿納科斯蒂亞低地是他們唯一的家了。
有些國會議員說補償金遠征軍是受共產黨的支配。但這是赤裸裸的謊言。
炎熱的七月降臨了，男子漢們感覺無精打采，婦女和孩子們則盡量利用露營生活使它轉禍為福。這時，補償金遠征軍越發依賴格拉斯福德了，當糧食不足食，他自掏腰包拿出一千美元購糧，他對新聞記者說：「嗯，這些人中，有些是替我當過兵的，他們是我的部下。」七月，阿妠科斯蒂亞低地第一個嬰兒誕生了，但是，退伍軍人們愈益感覺他們的鬥腂是失敗了。國會不久要休會，這樣切就完蛋了。而且，胡佛已堅拒在白宮接見退伍軍人代表，也拒絕去探訪他們，甚至拒絕承認他們的存在。國會閉幕那天，退伍軍人再一次羣集國會，胡佛取消了原定對參議院的訪問，以避免看到聚集在那裡的退伍軍人們，哪怕是在老遠的地方。
格拉斯福德已將退伍軍人及其家屬從阿納科斯蒂亞低地撤退至附近的鄉間扎營，他希望退伍軍人可以在那裏從事耕作以維持生活，甚至建立合作社體系的輕工業生產。每天都有許多退伍軍人離開阿納科斯蒂亞，格拉斯福德的計劃或許可以給留下來的人提供新希望。
但是，哥倫比亞特區委員、國防部長帕特里克·J·赫爾利、大部分政府官員和胡佛本人都認為，在阿納科斯蒂亞設營，對美國政府是一種革命威脅，另外，對來訪的外國貴賓有失觀瞻，那裏骯髒凌亂，是引起疾病的潛在塲地。七月二十八日，當警察奉哥倫比亞特區委員會之命清空賓夕法尼亞大街上停用舊樓裏面一些退伍軍人時，發生了一塲混亂的小型騷動，緊張的警方殺死了兩名退伍軍人；當時，格拉斯福德匆匆趕到，發表安定人心的講話，一塲暴動才得以避免。雖然如此，但是政府斷定叛亂狀態已經存在，赫爾利要求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出動軍隊清除退伍軍人。麥克阿瑟拿起馬鞭，召來他的助手 — 少校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騎上他那匹白馬，眞幹了起來。
午後稍遲，阿納科斯蒂亞低地的退伍軍人看見四隊騎兵馬刀出鞘、六輛坦克、一長列槍上刺刀面戴防毒面具子彈帶上掛著催淚彈的步兵，向他們壓過來。軍隊停止前進，留出一小時，可以讓退伍軍人抓住他們那點可憐的財物逃跑。之後，黃昏來臨，軍隊向前推進，用刺刀刺人，施放催淚彈，放火焚燒破爛的窩棚。
婦女和兒童四處慌亂竄逃，催淚彈煙霧嗆得他們咳嗽、哭泣。七歲的尤金·金一心要抓住帳棚裏的玩具兔子，却讓士兵用刺刀刺傷了腿（「你這狗娘養的，滾出去」）；新澤西州來的退伍軍人喬·安吉洛，眼看著騎兵軍官喬治·S·佩頓帶領部下摧毀了自己的窩棚，多年前，在西綫戰塲上，安吉洛曾經救過佩頓一命。當燒著的窩棚搖搖將倒之時，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向馬里蘭州湧去，後面留下了傷者，留下了他們的幻想。第一個在營地裏誕生的嬰兒小伯納德·邁爾斯，因吸入催淚氣體而死於華盛頓的一間醫院。
胡佛政府發表聲明，聲稱補償金遠征軍是一大羣罪犯和共產黨人，但是後來的調查，甚至政府本身所進行的調查，也不能證實諸如此類的非難。首都警察局長拉格斯福德被免職了；胡佛總統拒絕會見由舎德·安德森所率領前往白宮抗議政府出動軍隊鎭壓非武裝退伍軍人的一羣作家。
一九三二年那個夏天，用草耙和鳥槍武裝起來的愛阿華州農民封鎖了公路，不准農產品運往市場；中西部的乳農把牛奶倒在道路中間，而不願意以一夸脫（一加侖四夸脫）兩分錢的價格賣出。全國各地，絕望已經轉化為強烈的怨恨，沮喪轉變為憤怒。無論到哪裏，革命的苗頭依然不曾見到，但恐懼的呼聲却隨處可聞了。紐約州國會議員小漢彌爾頓·費什警告他的同事說：「我一心要為不能得到安全的人們提供安全。如果我們現下的制度不能提供，人們將改變這個制度，可不要搞錯。」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戴維·A·里德說：「… 如果這個國家曾經需要一位墨索里尼的話，那末現在就是時候了。」出版者伯納麥克法登要求實施戒嚴令。
但是當危機感繼續深化之時，一絲希望仍然存在，一九三二年是總統選舉年。
這個國家許多最有錢的人，早已將他們的美元轉換成黃金、瑞士法郎或貴重飾物，並著急地將財富運藏安全金庫。謠傳停靠在邁阿密及其他東岸港口的豪華遊艇，已準備好隨時將他們所有人轉運到安全處所。此外，有潛力的檯面人物出現了，在底特律，有一位法瑟·庫格林神父，他積極進取，能說會道，他主持的「社會公平」電臺節目，擁有大量聽眾；在路易斯安那州，州長休伊·朗已經成為一名實際的獨裁者，叫做傑拉爾德·L·K·史密斯的一名狂暴煽動者，打算加入休伊·朗作其黨羽為他出謀獻策；在中西部，有著一批批的年青人組織名為「卡其襯衫」的半軍事團體。
所有的這些呼聲，決不代表美國輿論主體，但是那是一種非常可怕疾病的症狀。
羅伯特 . 戈德斯頓著 宋 蓮初譯 腳癢 精譯後重新騰抄
大蕭條時期出現了不少蠱惑家。其中無人比得上「電臺神父」查爾斯·E·庫格林更能鼓動廣大的聽者羣眾並且支配他們的行為。庫格林神父一八九二年出生於加拿大，一九二五年在美國底特律郊區接手一個羅馬天主教教區。三K黨焚燒了這位年青神父教堂庭院中的十字架之後，庫格林神父決定利用電臺這種新媒介向他新教區內居民宣講他的教義。一九二六年，他在底特律電臺開播，他的節目叫做「小花卉的幸福日子」，他那有趣的愛爾蘭土腔和激烈的雄辯術，很快地就爭取到了大量聽眾，不出兩年，芝加哥和印第安那州的電臺就開始轉播他的節目，人們也開始向他捐款贈物。蕭條發生之後，庫格林神父在廣播中著重的是政治而非宗教，很快就在窮困和恐懼的人羣中找到更大量的聽眾。
他憎惡資本主義競爭本質，憎惡它對缺乏防備者的剝削，憎惡它以利潤關係取代人際關係。就像許多粗野的社會哲學家一樣，他狂熱信仰金錢的魔力，黃金是疾病，綠背鈔票或銀幣是良藥。庫格林神父狂喊：「我們成為現代異教徒的抵押品和動產的時間夠長了，他們把我們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說到蕭條，他高呼：「最好的出路就是重估我們的黃金價值或是拒付我們的債務，一種辦法是基督教，另外一種辦法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至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庫格林神父眼中，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時可以同華爾街銀行家、猶太人、外國人或他所不喜歡的任何人混淆在一起），神父是無論如何也用不著的。然而在蕭條時期之初始，當發表傾向自由主義的意見較受社會輿論歡迎，庫格林神父也大聲疾呼許多為保守分子藐視的改革行動；但當蕭條危機稍緩，他回歸舊靠山，又以反共言論來誘惑大眾。他的誘惑當然奏效，到了一九三五年，每周庫格林神父收到聽眾來信八萬封以上，每周一次的電臺節目在全國有一千萬聽眾。追隨者如此龐大，因此他認為自己可以不甩教會上司的訓誡，當波士頓紅衣主教奧康納嚴責，說「你不可向窮人 …… 說煽惑的廢話」，庫格林神父完全不予理會。
有好幾年，庫格林神父都支持羅斯福和「新政」，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他疑心「新政」已經喪失了公眾充分的支持，這樣一來，他覺得可以安然攻擊「新政」了。在那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組織了「爭取社會公正全國聯盟」發起新運動，行動同兩個主要政黨均無關係。聯盟綱領要求重估黃金價格，基本工業全部國有化，保證個人全年工資。但是在庫格林神父的規劃裡，聯盟的目標越來越同強烈的、持續不變的和極端醜惡的反基姆族人思想（何謂反基姆族人?）混淆在一起了。他的電臺談話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侮辱猶太人言論。
但是，除了在庫格林神父廣播時段關上收音機嗤之以鼻的人以外，「電臺神父」的啓示錄般見解在城市裏中下階層是找得到大量聽眾的 — 職員、小店主、白領工人及希望甚高却生活失意的愛爾蘭移民後裔。所有的這些人都感受到社會變化的凜烈寒風，因之收聽廣播尋求慰藉與可能的方向指引。在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間，各地城鎭救濟名冊的內容已經完全改變，以前，名冊中載記的幾乎完全是工人名字，這時，內容中越來越多的是失業推鎖員、破產小資本家和失業辦公室文員。經過了四年的衰退，許多美國中下階層人民，已經用光了儲蓄和財源，他們對於可能將要接受政府救濟而感到丟臉，尤其對於將要被迫置身工人階級行列深感恐懼，這些人曾經深信資本主義原則，即是為了「改善」自己而賣力工作、撙節費用，他們並不反對大企業或富人 — 他們一心想要成為富人，而此時，他們夢想破滅了、希望消失了，他們缺乏團結感也無歷史鬥爭感（如同工人一般），他們從一個希望的世界轉換到懷疑和憎恨的夢魘世界。他們為數眾多，在他國，特別是德國，他們已經找到了一名首領，並且組織起來逐步使夢魘成為實實在在的東西。
這就是庫格林神父一派胡言蠱惑人心所隱藏的威脅之巨大。
比起庫格林神父煽惑性得多但却同樣造成混亂的是弗朗西斯·E·湯森醫生，他是加利福尼亞州長灘的一位退休醫生。一九三零年，他出任助理公共醫官，在這一有利地位，他見識了老人悲劇的一些情況。
窮人每天湧入湯森醫官的辦公室，其中許多是老人，湯森眼見「如此不幸、悲痛和恐怖情況」，此後，這樣的景象就經常出現在腦海中。一九三三年秋天一個早晨，湯森醫官從辦公室窗口望下去，看見遍地垃圾的巷道裏「有三個瘦削、彎腰的老婦人，攀伏在垃圾桶上向裏面抓東西吃。」可怕的景象立即使善良的醫官無法忍受，這幾名婦人的年齡同他一般大，這般年紀人所受的侮辱，激起湯森醫官立即行動起來。一九三三年九月，湯森醫生向當地報紙投書提出一項計劃大綱，根據這項計劃，每一位六十歲以上美國人，每月由政府支付一百五十美元養老金（以後逐步提高至二百美元），這些養老金的支付將以立即在一個月內用完為嚴格的條件。這樣一來，不僅老人有一筆收入而強迫使用將使無數美元再次流通，形成對商品、勞動和新工業部門的巨大新需求，將為許許多多人提供工作機會。這項計劃所需資金，湯森醫生提議向全國商品加徵銷售稅。
在美國，人老了，除非他是富人，日子從來就不會好過。傳統上，老人是其子女的責任，州與聯邦政府對老人不承擔任何責任，某些工業部門曾經提供養老金給遭解僱的超齡工人，但是這些養老金少得可憐。美國社會鼓勵競爭、個人主義和不計代價地追求成功，從不曾為老人準備些什麼，老人是大機器運轉下的被棄廢料，大機器吞噬了他們的青春氣力和技能，在青春逝去之後則讓他們自己去想辦法。
大蕭條對美國老人的打擊，比對其他任何人都更為嚴重，黑人是例外。這時，在為數眾多的貧窮老人中，增加了許許多多喪失家庭、農塲和保險單的人，而且，他們的兒孫也失業，老人加重在苦苦掙扎中親屬的負擔，親屬吃不消了，老人曾經長期辛勞工作，把一絲一毫小錢撙節下來好能夠退休後度日，在日常生活中，老人們曾經摒棄許多物質享受，以便在晚年獲有一點點獨立性和尊嚴，但是，那怕是這樣一點正當的希求，也被大蕭條打破了，在這個國家裡，他們看見自己流血流汗建設起來的東西，但他們意識到，這個國家不再需要他們了。
因此，難怪湯森醫生向報紙的憤怒投書，立即在老人中引起了反響。不久，這位醫生就發起了一個運動（「老年人循環養老金公司」），老人趨之若鷔。首先在加利福尼亞州建立起來的湯森俱樂部裡，要老人（也有些年青人在那裡）放心，說有一天他們每月將領到二百美元，可以體面而安全地生活。這些老人之中，大部分從未參加過政治活動，他們抱著熱切心情傾聽湯森的「部長們」講話，唱往時的讚美歌，使集會充滿宗教儀式氣氛，他們把少得可憐的錢送交「老年人循環養老金公司」，集腋成裘，這些錢集合起來就可觀了。在這些人心中，很多人認為他是基督再生，另外許多人認為他是喬治·華盛頓以來最偉大的美國人。他們信心越大，災殃越大。一九三五年一月，當湯森創辦「湯森全國周刊」時，其發行量迅速達到二十萬份。
正統派與「新政」經濟學家就只有這一次意見相合：湯森的循環養老金計劃是辦不到的。專家們估計，一千萬老人將有受益資格，這就意味一年的費用將不少於二百四十億美元，也意味著佔美國十二分之一的人口將取用一半以上的國民收入，而且，加徵銷售稅將著著實實地把負擔加上窮人肩頭。
但是湯森分子的政治力量已經如此強大，以致湯森法案被提出表決時，國會為之發抖，沒有任何一位參眾議員能夠起而反對自己母親。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約翰·托蘭對其同事說在夢中母親温和地訓誡他說：「孩子，你可要好好地善待老人，願上帝保佑你。」
儘管有著這些天使一般的耳語，國會還是設法否決了湯森法案。表決時，許多議員缺席，其餘的人則步步留心地避免記名表決。
當時，已在盤算著新計劃 — 一項社會保證計劃，它不僅包括了老年人，而且包括了失業者。但是，自從一九三四年以來就開始審議的這項計劃，每月向老人給付的大約金額將是大大少於二百美元的，並且無論怎樣說，根據這項計劃作出的給付一直到一九四一年都未開始。
儘管全國已充斥著社會保證計劃的喧嚷聲音，湯森分子還是羅斯福總統和「新政」發出了最猛烈的轟擊。這位好醫生開始認定自己是一個偉大的政治領袖，比得上林肯，他指出，林肯「只是名窮律師，比不上我精明…… 」然而，不管他個人的妄想為何，湯森醫生及其組織所反應的並不是怨恨，而是善意，在他的追隨者之中，湯森從來不容許種族主義或宗教偏執頑固思想的滋生（許多湯森俱樂部不實施種族隔離，在那些年月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作法）。
當然，還有甚他人，如厄普頓·辛克萊，他是聞名於世的作家、空想社會改革者、羅斯福和「新政」的眞正仰慕者。一九三四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長，喊出「結束加利福尼亞州的貧困」的口號，他提出的計劃是接收閑置的工廠和土地，由失業者經營操作和耕種。選舉結果，辛克萊敗北。這塲選舉可能創下了美國歷史上「骯髒政治」記錄，他的對手使用廣告公司和好萊塢巧妙製作的假新聞片欺騙大眾，又不時發出悚動人心的電臺廣播擾動人羣的憂慮恐懼情緒。這些濫用公眾媒體的手段從此就導入了美國的政治生活當中，在更往後的三十年中變得更為人們所熟悉。
接著就是勞倫斯·丹尼斯其人了，他自稱是法西斯主義知識份子，為他的武力哲學尋求歐洲模式，在三十年代曾短暫地出過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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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伊·P·朗是路易斯安那州有名的「首領」，這個人當然是複雜的。像湯森主義所以據之以滋發的社會背景一樣，休伊·朗所利用而壯大的棘手社會情狀，在大蕭條之前老早就已經出現了。
路易斯安那州過去是藉藉無名的，南北戰爭結束之後，它就是惡政連連治理乏善。長期以來，這個州被只圖私利的農工業財閥所支配，州北部甜菜、棉花、稻米的種植園主，結合公共事業公司和諸如路州標準石油那樣的大企業，組成邪惡同盟以掠奪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每一種資源。比起路州而來，全國沒有他州文盲率更高、道路狀況更壞、學校更侷促、勞動條件更苛刻。在路州，兒童在田野中和工廠裏，每日工作時間極長，僅能換得幾分錢。被壓迫人民理當反抗的意識，幾十年來一直因為對於黑人的仇怨心態給轉移它去。有心人謹愼周全地考慮和有意識地策劃之下進行的長期運動，使路州的「貧窮白人」把種族憎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維持，長久以來種族憎恨一直是路州政治和工業領袖的政策，這使得貧苦大眾陷於分裂，比起路州，沒有它州更本然地是一個種族主義和暴力的繁殖塲。
一八九三年，休伊·朗出生於路州温帕里什的温菲爾德鎭。一八六零年，温帕里什曾經投票反對南部十一州脫離聯邦，追隨九十年代平民黨的限制土地所有權運動，並在一戰之前的歲月中成為社會主義的一個據點，這些行動在南部是獨一無二的。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温帕里什所有這一切都放棄了，但休伊朗仍然記得他父親所說的話：「眞的，一定要有一塲革命 … … 這些富人關心窮人什麼? 他們什麼也不關心 — 不關心窮人的痛苦，不關心窮人的疾病，也不關心他們的死亡。」一九一零年，休伊·朗靠獎學金進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學習，但在學期間缺乏生活費，他成了一名旅行推銷員。一九一四年，他進入新奧爾良圖萊恩法律學校就讀，八個月中完成了三年課程，二十一歲時就成為律師。
一九一八年，休伊·朗因積極斥責大公司和公共事業，獲選成為鐵路監督官，而在之後的九年中間，他利用一切機會戲劇性地表現他自己是窮人反對「財閥」的擁護者和鬥士。一九二四年，競選州長失敗（因拒絕參加三K黨），到了一九二八年，在「人人為王，但無人戴上皇冠」的口號下再度參選州長勝利當選，他的競選策略是將矛頭對準富人，他猛烈、合乎語法的演說在每一個十字路口引吸著大量深得其心的森林帶居民和貧窮白種農民。接下來，使路州公用事業和工業寡頭們更為戰慄的是，休伊用事實證明他眞的相信他曾經說過的一切，休伊拒絕同他們進行因襲已久的交易，他到達巴吞魯日州議會時，展開的是一個摧毀富人的政治運動，他不將其集中在窮人手裡而是集中在自己手上。「在這裏，現在我就是憲法，」休伊·朗說。
到了一九三零年，休伊朗已經有效地摧毀了路州的自由政府。通過賄賂手段、恐怖政策和荒謬絕倫地嘲弄州法，他使州的立法機構成為自己的橡皮圖章，他廢棄了原有憲法中的許多法條，實施突擊隊式的政治威嚇，然而，他未嚐忘却窮人，為他們提供新道路、教科書、學校教育系統、醫院，並在巴吞魯日建立了一所了不起的大學。事實上，他的確損害了大實業家和莊園地主的權力，並且假如說不知為何原因，這一切並未導致物價下跌或是工資提升，却是使得貧苦白人滿意。而且，雖則休伊·朗對待黑人的態度是可從他的背景而得知，但他沒有激起種族緊張，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競選活動未曾訴諸偏執和憎恨。一九三零年，他指使一名傀儡參選州長成功，自己贏得了參議院席次。這時，路易斯安那州已是他個人的領地了。
在參議院休伊·朗迅速地以粗俗、無為和滑稽而聞名。他對待這個威風凜凜團體的態度，活像把它看作是個年老力衰者集團，他盡可能不理會參議院的事務。
一九三一年，羅斯福被提名參選總統，休伊朗堅決支持他，並在南部為「新政」展開活動，但是對羅斯福奮鬥的計劃並未充分了解。當「新政」政策在總統就職後數月啓動，休伊·朗覺得自己同新政府越來越不調和，也許是他對羅斯福如此順利地成為全國新的領導人而覺得不快。華盛頓並不曾低估休伊·朗所宣傳對社會構成威脅的諸般現實境況，人人都知道隱藏在他粗俗和半吊子表面下的東西，休伊·朗頭腦是十二分犀利又洞徹通透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休伊朗組織了「同享我們的財富會」，各州有有分會，他任命傳教士杰拉爾德·L·K·史密斯為這一運動的指導者。
「同享我們的財富會」提議，每一個美國家庭都領受六千美元的補助金，規定工人最低工作時數，農業生產總量由政府控制，六十歲以上公民領取聯邦養老金。所有這一切開支，都將通過向最大的美國財主徵稅而取得。但是，即使向富人徵稅，富人因稅重而絕迹，依然不能徵集差近足夠的金額給付六千美元予每一家庭。在休伊·朗和史密斯看來，這項事實是無關緊要的，他們要的是成立一個全國性組織，當「同享我們的財富會」的追隨者增多時，休伊·朗越發將其視之為一個新政黨。
到了一九三五年，休伊認為自己是個天才人物，「太妙了，我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結合為一的人物，墨索里尼給他們芝麻油，我將給他們辣醬油…… 」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晚九時二十分，休伊·朗昂首闊步走進巴吞魯日州議會廳，當時，州議會廳周圍站滿衞士和國民兵，一名叫做卡爾·奧斯丁·書斯的巴吞魯日年青醫生向前走近，拔出點三二口徑手槍開槍向休伊射擊，衞士立時拔槍還擊，刺客癱瘓，三十小時之後，即九月十日，休伊·朗死亡。
羅斯福像似在享受競選之樂一般地在進行競選活動，他在全國各地旅行，在各個城市同熱情的廣大羣眾致意，他的競選主軸並不針對蘭登而是針對赫伯特·胡佛和「不屈不撓的實業家。」他向喝彩的羣眾大聲說，「有組織的金錢」勢力「全體一致憎惡我 — 我歡迎他們的憎惡。」一九三六年總統競選期間，在羅斯福的演講裡，有著一種暢快自信的調子，這不僅基於對手的虛弱，而且是基於對他經建立了一個打不敗的民主黨新聯盟這種事實的了解。民主黨新聯盟由下列成分組成：有組織的勞工，北部大城市的當權派，大城市的黑人選票，以及各地的自由主義者。在一九三六年，還可以增加這一項，即「團結一致的南部」的選票。關於羅斯福勝利的預言是普遍的（倒霉的「文學文摘」專欄文字例外，它預言蘭登大勝），但是對於羅斯福在十一月勝利之大，並無任何人有思想準備。在各州，除了緬因州和佛蒙特州例外，民主黨人取得了自從門羅總統以來最大的勝利，似乎不僅是黑人、大城市當權派、勞工和「團結一致的南部」需要羅斯福，而且普通支持共和黨的中西部農民、可懼數量的商人，以及就是不願回復胡佛主義的許多共和黨人，也都需要羅斯福。阿爾夫·蘭登以一向的瀟灑態度承受失敗，並且依然是羅斯福的支持者。
史密斯（休伊·朗已死，史密斯領導「同享我們的財富會」）、庫格林（「電臺神父」領導「爭取社會公正全國聯盟」運動）和湯森（創辦「湯森全國周刊」發動「老年人循環養老金公司」）的聯合黨早已在目標和政策上分裂得票不足八十八萬二千張。湯森主義完結了，庫格林神父退出了政治，而杰拉爾德·L·K·史密斯則開始盤算如何在德國的協助下組織一個美國納粹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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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人們記憶之前的年月以來，像洋一般的牧草就覆蓋著漠漠平川。原上之草高達六呎，根深蒂固，從加拿大一直伸展到德克薩斯。拓荒者放眼望向漫無邊際的地平綫，看到了印第安土著從未見過的事物，他們看到了世上最豐饒的農田，看到了二十個新將建立的州和更遠的疆界，看到了無數的自耕農場。大約自一八五八年起，拓荒者們源源不絕湧入大草原，殺光了野牛羣，屠戮大量印第安原住民之後驅趕了那些刼後餘生者。草原牧草遭受了嚴重摧殘，牧草不能犂清時，拓荒者們使用一種全新鋼製尖頭犂鏟破平原之土，他們砍光了樹木，蓋成木頭棚子、住屋、堆棧。拓荒者認為這樣處理土地是對的，那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土地，一戰時期，它出產了千千萬萬蒲耳式小麥和玉米，不僅養育了美國人民，也供應給許多其他國家。
但是從一九二一年起，苦難來到了，那是人為的經濟問題而非中西部沃土的過失。一切都不為拓荒者所知，二十五年來，他們持續地在為土地準備一塲大災難。在草原上，降雨量從來就不十分豐沛，雖然雨水的確會降下來，但它立刻就為強靭的草根和樹根吸收，因之土壤得到了養護並且固結而不流失。牧草和樹木清光之後，天降雨水就直接流入溪河而不能保存在土壤中。一九三零年開始，乾旱降臨了，夏天驕陽似火烘烤著大地，突然而來的傾盆雨水不能滲入土壤直接就直接流走，湖水水位下降達五呎之多，接著，焚風刮過大地，它吹起了無法固結的焦乾土壤，塵埃滿天飛揚，天地一片晦黯。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堪薩斯西部及科羅拉多東部，沙塵風暴尚屬輕小，一九三三年，情況轉趨嚴重，到了一九三四年，沙塵風暴就殺氣騰騰肆虐中西部大片土地，漫天黑沙遮天蔽日，首先在德克薩斯州出現，接著擴展到了南、北達科他州，並且遠及東部山脈。
黃塵萬丈，漫天灰沙，這個國家的地表土壤給吹走了，塵埃像雪像沙一樣地漂流，商業停止了，城鎭不得不在正午亮起街燈。即便是在東部的大都會，令人恐懼的漫天灰沙也使得向晚天際轉成詭異的一片黃紅，並且讓城市居民也嚐嚐中西部塵土滋味。
塵埃掩埋了千千萬萬畝莊稼地，阻塞了溪流和水井。牛羊以及甚他牲畜渴得發狂而死，立即為塵埃所掩埋。在堪薩斯州，在內布拉斯加州，在南、北達科他州和俄克拉荷馬州，人們談論天罰，談論上帝審判。甚至到了冬天沙塵平靜下來之後，也無事可做。土地簡直像給吹跑了，留下比沙漠好不了多少的地方，在那裏有許多年是種不出莊稼的，也許永遠種不出。
在蕭條時期，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的沙塵風暴使無數葨民破產，他們可能暫時支撐下去，吃些能夠在後院生長的蔬果度日，這樣那樣地延宕司法官的到來，但是到了最後他們還是不得不被迫離開故園。土地不再需要他們了，祖輩們在荒原上開拓出來的田地和自耕農塲又回復荒蕪。於是安排家人收拾幾件什物上了破舊汽車，向西部進發去了 — 理想中的福地過去一直總是在西部。這次，他們可不是作為拓荒者前往西部，而是以挺而走險的遷移工人身分前往，他們到處尋求棲身之所，願意為任何工資而工作，做他們唯一能夠做的工作 — 在他人土地上種植和收獲作物。
他們成羣成羣地脫離中西部的新沙漠，前往俄勒岡州、華盛頓和加利福尼亞州。到了一九四零年，他們當中一百萬人原本打算向太平洋沿岸遷徙，但是那裡不是理想中的福地，他們破舊的汽車曾急匆匆駛過街上懸掛「不收留無業遊民，繼續向前走吧」橫幅的城鎭，這些拒絕收留遷徙者的城鎭在尋求稅收和救濟善款時，遭遇了許多困難而不得不如此。最後，因為太平洋沿岸已經存在大規模的剩餘勞動力，遷徙者掉轉方向而他去。
如加利福尼亞那樣的數州，保有一項適中的工作營計劃，遷移者可以在那裏找到食物和棲身之所，並且可以在當地的農田裡工作，一天可以收入幾分錢。但是遷徙者任何有組織的嘗試，都會導致迅雷般快速地鎭壓。
在中西部農民同自然災害鬥爭時，南部佃戶打了一塲同人為災害鬥爭的敗仗。「農業援助管理」計劃企圖通過削減生產，來提高主要農作物價格，於是提供地主款項鼓勵休耕，但是在南部各州，大部分的實際耕作勞動是佃農在操作，佃農並不擁有所耕作的土地，所以「農業援助管理」計劃並不能使佃農受益，恰恰相反，由於奬勵土地荒棄休耕，因此地主發覺將佃戶驅離土地反倒是合算。
在大蕭條時期以前很久，南部農業的剝削一直就是非常苛酷的，佃戶並不擁有耕作的土地，佃戶生活在貧困當中，其情狀只有當時中國或剛果備受饑荒折磨最貧窮的部落村莊堪與比擬。佃戶全家人在田地上勞作由日出至日落，他們居住的臨時破爛窩棚缺乏衞生設備、沒有自來水、沒有暖氣、沒有窗戶，吃得是鹹肉和野菜，他們患有玉蜀黍疹、瘧疾和營養不良症，他們的死亡率極高。大多數佃農一年掙不到二百美元。三十年代初期，生活在這樣情況之下的南部佃農，為數不下於八百五十萬（其中黑人佔一半多些）。
一九三四年九月，在絕望情形之下，阿肯色州佃農（白人和黑人佃農）成立了南部佃農協會。對此，地主的反應是掀起一塲恐怖運動。協會的組織者像奴隷一般地被追捕，協會會員遭受私刑痛打，臨時窩棚被焚毀。當社會主義者領袖諾曼托馬斯企圖在阿肯色州向南部佃農協會大會致詞時，遭受了痛毆，並被架走。後來，托馬斯向羅斯福報告在南方所發生的事情時，他發現總統表示同情，但無法採取行動，因為羅斯福擔心這樣一來，就會引起南方國會議員反對對羅斯福生死攸關的「新政」措施。「我是了解南方情況的，」羅斯福對托馬斯說，「南方正在興起新一代的領導人，因此我們得有耐心。」
雖是這樣，在一九三五年四月，羅斯福還是成立了「重新安置行政機關」，開始處理農村地區貧窮的問題。雷克斯福德·特格書爾被委派為這個新機構的主持人。新機構計劃把農民（特別是佃農）從得不償失的瘦脊土地遷移到肥沃土地上去，由政府供應設備和種子，讓他們重新開始生活。「重新安置行政機關」希望能夠遷移五十萬戶人家，但它只完成了大約四千五百戶，基本上是因為它從未得到充分的撥款。一九三七年，阿拉巴馬州參議員約翰·班克黑德在國會完成一項農田租借法案，根據該法案建立了另一名為「農田保證行政機構」的新機構，這個機構貸款給佃農，這樣一來佃農就有能力購買自己的田地。到了一九四一年，「農田保證行政機構」在它各項計劃中已經花費了將近十億美元，但却幾乎尚未觸及到南部農村地區貧窮狀態的表面。南方的地主同北方的糧食加工廠主、紡織廠主聯手，反對對農業地區的社會結構進行任何根本的改革。
除了執行直接救濟的法規之外，「新政」為中西部遷移農民所能做的事情是少之又少的。「農業援助行政機構」是由州農田局和土地授予協會掌控，而二者又是由富裕農塲主和商業性農業界所代表，同時，「農業援助行政機構」又越來越甚地被大規模保險公司所控制，此外，「農業援助行政機構」本身並不是為了使單門獨戶農塲能夠受益而設立。政府維持價格的辦法，最有利於極大規模的機械化農場，而這些大規模機械化農塲往往是被食品加工公司或巨型農業聯合企業所擁有。那些「小」農塲主無法靠「農業援助行政機構」的幫助維持下去，於是他們發現自己成為聯邦撥款的漏斗，聯邦款項是通過他們之手，最終流進擁有抵押權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的金庫裡。
只有同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三年危機年月的情況作比較，小農塲主的命運才說得上是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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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在美國的工人運動之中，富有新鬥爭精神的形迹是少之又少的。
在一九二零年， 全美工人大約有百分之十二是工會會員；到了一九三二年，工會會員僅佔百分之六，而且，美國勞聯和許多地方工會，對達成新目標提不出積極的領導。但是，在蕭條的影響之下，無論是工會或是非工會會員，工人們全都顯示新決心，要在國家整體經濟體系內為自己爭取更佳地位。一九三三年，參加罷工的工人數目較之一九三二年增加了兩倍，出租車司機在紐約發起罷工，碼頭工人在新澤西州罷工，鋁製品工人在賓夕法尼亞州罷工，還有銅礦工在蒙大拿州爆發罷工。也許其背後所顯示出的更大意義，就是罷工的性質已經不一樣了。在過去，或有或無保守的勞聯的領導，工人們是為了爭取較高工資或較佳生活條件而罷工；到了一九三四年，工人們是為了爭取組織新工會而掀起罷工。對於工人來說，這項權利是生死攸關，而對僱主來說，却是椎心痛恨，因之，在三十年代初、中期，許多城市中爆發了近似小規模內戰的流血事件。
之初，勞聯確實執行了其創建者塞繆爾·岡帕斯的意見，只專注於在熟練技術工人中間組織工會，因此，有了木匠工會、機械工匠工會、煤礦工工會、印刷技工工會和火車司機工會等等，它們並非依照工業部門的類別而組織起來，而是根據特定的技術或手藝而組成的，因此，諸如鋼鐵工人汽車工人和卡車司機等等就不在勞聯的組織裡，這樣一來，佔了壓倒多數的美國工人，就因為勞聯本身的政策而被排除於勞聯之外。
到了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全國工人的不滿日益增長，對社會安定形成危險的壓力，因之，勞聯的政策開始改變。一九三五年，保守的勞聯主席威廉格林對國會一位委員說：「…… 美國工人的勇氣給喚醒了，他們要求集體訂立合同的辦法 …… ，工人在陽光之下必須有自己的地位。」
工人有了新的鬥爭動力，直接原因之一是「全國恢復行政機構」要求僱主訂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廢除童工、容許工人參加自由選擇的工會。雖然實業家們對「全國恢復行政機構」所要求實施的條款表示同意，但是那僅僅只是只惠，事情迅速擺明，實業家們不打算認眞遵守所規定的條款。
工人如果要「在陽光下有自己的地位」，那就不得不通過鬥爭來爭取了。工人們在準備著進行鬥爭。
公開的流血戰鬥，一九三四年始發於明尼阿波利斯。在那裡，在明尼蘇達州農工黨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的鼓勵下，卡車司機於一九三三年已經組織起來，而明尼阿波利斯市商人們則另組成一個市民聯盟，市民聯盟把卡車司機組織的運動看作是要扼殺這座城市。儘管有「全國恢復行政機構」所規定的勞工條款，但是市民聯盟拒絕同工會打交道，於是卡車司機發動罷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商業區，武裝商人與特別市代表同仁在一塲「市代表競選戰」中發生了衡突，商人們遭受挫敗（有兩名代表被殺），州長奧爾森召來國民警衞隊維持秩序，僱主、工人雙方再次展開談判，但僱主依然暗中破壞工會，於是在七月談判中止，工人再度發動罷工。此次，警方決定介入挑釁，派載有武裝護衞隊的卡車開進罷工羣眾，罷工工人要求卡車停止前行，護衞隊員以手槍、步槍、散彈槍向羣眾開火，十分鐘內，六十七人中彈，其中兩人喪生。在受害者送葬行列，許許多多工人跟在棺木後面。州長奧爾森宣佈戒嚴令，既搜查了工會也搜查了市民聯盟總部。最後，在八月二十一日，市民聯盟答應承認工會。於是，經歷了數條人命的損失、數十人的傷殘、四個月的停工，以及持續多年的怨恨之後，商人們滿足了工人們最初的訴求。
一九三四年也是舊金山的罷工之年，有一陣子，感覺得到似乎公開的階級戰爭終於降臨了美國。舊金山這座海港城市，長久以來就保持著殘酷的勞資關係記錄，商船海員屬於美國工人中最受剥削的一羣，海員安德魯弗魯塞斯就因企圖組織工會而遭逮捕。同樣受苦的是舊金山碼頭工人，工人領袖哈里·布里奇斯組織了一個國際碼頭工人協會支會，僱主不予承認，他就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領導工人發動罷工。
自初，暴力就發生了，當警方試圖擾亂國際碼頭工人協會的糾察綫時，舊金山的司機舉行罷工，表示對碼頭工人的同情，僱主們的態度依然頑強時，船塢罷工沿著太平洋沿岸蔓延至西雅圖。七月三日，舊金山當地商人組織了「工業協會」，企圖使用武力重新開放舊金山港，警察護衞著載滿了破壞罷工者的卡車開到埃姆巴卡德羅，有多日，舊金山海港成了罷工糾察員與破壞罷工者打鬥的現塲。七月五日，警方和特別市代表開槍打死兩名、打傷許多工人，接著國民兵警衞隊開來「恢復秩序」。七月五日就成為著名的「血腥星期四」廣為人知，它使舊金山的工人悲憤地團結起來。七月十六日，全城宣佈總罷工，除了水、電、供應兒童的牛奶和交通以外，舊金山的工業生活全部停止。舊金山的工商實業界以為革命終於爆發了，市長要求派出聯邦軍隊鎭壓，西海岸各州州長紛紛電報羅斯福總統，要求迅速採取激烈果斷的行動。但是羅斯福拒絕干預。羅斯福之後憶述說：「人人都要求我把軍艦開進舊金山灣，使全部旗幟飄揚起來，炮裝雙彈，結束罷工。他們完全失去自制了。」像勞工部長弗朗西斯·帕金斯一樣，羅斯福並不把大罷工看作革命的開始，而是工人試圖憑其唯一手段來贏取承認。
罷工歷時四天而結束。國際碼頭工人協會同意接受仲裁，最後贏得了它所提出的大部分要求。
一九三五年十月，在保守和缺乏戰鬥性的勞聯領導下，諸如汽車、鋼鐵和橡膠那樣大規模基礎工業之中的組織活動已經失敗。就在該月，勞聯全國大會在亞特蘭大市舉行，在以勞聯主席威廉·格林為首的保守派和激進派之間立即爆發了鬥爭，激進派要求立刻將非熟練工人、大規模產業工人組織起來，這一派以聯合礦業工人工會立主席約翰·L·劉易斯為首。
在勞聯全國大會上，爭論極為激烈，保守派贏得多數代表反對劉易斯的立場，後來在非秘密會議上，劉易斯、菲爾·默里（同屬聯合礦業工人工會）、服裝工人工會的西德尼·希爾曼和戴維·扎里茨基，以及紡織工人工會的托馬斯·麥克馬洪成立了一個「工業組織委員會」，獨立行動。翌年，勞聯正式分裂，劉易斯的「工業組織委員會」更名為「工業組織會議」，從此，工人隊伍中開啓了長期派系鬥爭。
約翰·劉易斯出生於一八八零年，自從一九二零年以來即擔任聯合礦業工人工會主席，具備一種從他威爾斯祖先處繼承來的滔滔辯才，他為組織產業工人為目標的鬥爭帶來了活力，從他直接經驗了解工人們的生活是多麼辛苦、僱主們為保有其特權所實施的手段是多麼蠻橫。
二十年代期間，劉易斯曾遵保守派路綫，因而在此期間他自己工會的力量萎縮了一半。大蕭條的現實促使他採取更加激進的行動，劉易斯警告說：「在美國，工人可以被棒打、被下毒或被槍殺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我嚴重地警告工業界首領，工人是決不容忍這類的政策略或政策。」許多能幹的工人領袖都加入「工業組織會議」的行列，有的是前社會黨員，比如希爾曼·杜賓斯基和沃爾特·魯瑟（在底特律奮力組織汽車工人）；有的是共產黨人，比如李·普雷斯曼，他離開了他的「新政」職位，成為「工業組織會議」的總顧問。劉易斯特別重視一個人所抱持的政治信念，只要其人忠於工人事業就行。共產黨人成就的是優良組織者 — 他們為信念所激勵，不知疲倦，並且大抵都是無所畏懼的。
鬥爭時刻到來了，在劉易斯「聯合礦業工人工會」副手菲爾·默里領導下，一個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成立。一九三六年最初數月，數百名有組織者進入大規模鋼鐵廠，這項行動基本上是由「聯合礦業工人工會」所資助。在十二個月當中，「聯合礦業工人工會」就把十萬名以上的鋼鐵工人組織起來了。
大鋼鐵公司所有者正使用所能夠的一切戰術反撲 — 工人偵探、工人告密者、刺客和企圖煽動輿論反對工人的廣告。正當全國範圍內的鋼鐵工人大罷工看來似乎不可避免之時，突然，美國最大的鋼鐵業者 – 美國鋼鐵公司 – 董事會主席宣佈承認「聯合鋼鐵工人工會」，並且鋼鐵工人工資增加百分之十和每周工時為四十小時。其他各大鋼鐵公司迅速跟進，但「小」鋼鐵公司却繼續堅持而訴諸武力，結果在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和伊利諾州發生了暴力事件。
追悼日，三百名鋼鐵工人在芝加哥南部舉行和平「抗議」遊行，警察朝遊行隊伍開槍，工人奔逃，十人橫屍街頭，百多人受傷，警察無人死亡只有輕傷。「追悼日屠殺」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喚起了公眾對罷工工人的同情，但是在公司管轄、公司佔有、公司控制的鋼鐵城中，情況完全不同。「小」鋼鐵公司方面有組織的暴力和宣傳活動，在一九三七年獲勝，罷工遭受挫敗。
在鋼鐵工人進行戰鬥的時刻，底特律的汽車工人試圖成立「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大汽車廠主（通用汽車、克萊斯勒汽車、福特汽車）不顧全國勞工關係條例的規定，拒絕承認新工會。當通用汽車毫無根據地斷然拒絕與工人代表打交道時，公開鬥爭發生了。一九三七年一月，通用汽車廠十萬名汽車工人發動罷工。這一次，工人採用了新策略，在通用汽車一些工廠裏（特別是在密西根州的弗林特市），工人們不離開工廠，他們坐下來，依舊坐在廠內工作檯旁邊，宣佈他們既不恢復工作也不離開工廠，直到贏得承認為止。「靜坐示威」的威力立即顯現，儘管通用汽車召來警察和國民兵警衞隊驅逐工人出廠，却不敢貿然動武 — 這會毀壞工廠。工人們的朋友親戚家人送住進食物和生活用品，工人準備無限期地靜坐下去。當警方企圖突襲一間工廠，汽水瓶、鐵螺釘、汽車門樞紐突然紛紛當頭落下逼其撤退，警方使用催淚彈進攻，工人用廠內強力滅火水喉對付成功驅離。此時，事情明擺著，工廠就是最佳要塞。
通用汽車受挫之後，取得一項法院禁制命令，以工人侵犯私人產業為由而驅逐工人出廠，公司請求密西根州州長弗蘭克·墨菲出動國民兵警衞隊，此時，工人領袖電報墨菲電文是：「我們工人己已經進行靜坐罷工超過一個月，目的是要求通用汽車公司遵守法律，並訂立集體合同…… ，我們雖然沒有武裝，但若出動配備致命武器的國民兵警衞隊或警察，那將意味者一塲非武裝工人的浴血戰鬥…… ，我們己經下定決心留在工廠裏。」
法庭禁制命令實施的時刻逼近了，數千名友人和同情工人事業的人羣集結在工廠外邊，他們高唱「永遠團結」歌曲，並準備戰鬥。
墨菲州長向羅斯福總統報告情況，之後，拒絕出動國民兵警衞隊，非但如此，他反而通知通用汽車公司和「聯合汽車工人工會」雙方人員到底特律去進行談判。最後，通用汽車不得不承認「聯合汽車工人工會」。接下來，克萊斯勒和其他汽車公司也照辦，只有福特汽車一意孤行堅持下去，但是四年之後，經過了流血事件和公眾對福特汽車政策的日益憤慨，這家公司也有條件投降了。
一九三七年汽車工人靜坐罷工的成工，引起了一輪靜坐罷工的浪潮。新成立的許多工會（紡織工人工會、橡膠工人工會、房屋管理員工會、百貨公司職員工會和電工工會）其廣大男女會員都舉行靜坐罷工。有人大聲叫嚷，說這種罷工行動侵犯了財產所有權，完全違背了美國人的信念；另有人則指出，如果說靜坐罷工在技術層面是非法的話，那末，資方拒絕遵守全國勞資關係法令中條款的事實，也是非法的。
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工業組織會議」已經擁有三百七十萬會員，它在鋼鐵、汽車、紡織、橡膠和其他大規模生產的工業中都取得非凡成績，而這些行業長久以來是被勞聯給抛棄了的。它已確立了組織工人的原則，即是根據工業類別而非根據個人技術來組織工人，它已經把無數非熟練技術工人組織成功，它堅決實施民主政策、反對歧視；在它的領導下，各行各業的工人首次被歡迎參加其屬下的各種產業工會 — 婦女、移民和黑人都享有充分而平等的權利。
「工業組織會議」的成功，迫使勞聯採取新的政策。此時，舊同業工會開始接受非熟練技術工人了，而且甚至聯邦政府也開始特許成立新的產業工會。不久，在多個工業部門當中，「工業組織會議」和勞聯組織者之間發生對抗，調解兩個全國性組織間分歧的企圖，一再因為個人之間的敵對而歸於失敗。雖是如此，但是因為雙方採取政策越發相近，在「工業組織會議」會員大增之時，勞聯的會員數目也大步增長。到了三十年代末期，「工業組織會議」和勞聯加起來會員總數已達千萬人之鉅。
另人意外的是，工人並不嘗試組織自己的政黨。美國的工人運動總是專注於提高工資、減少工時（即是專心於改善會員的即時日常生活），而非嘗試奪取政權。像其他美國人一樣，工人免不了受到「美國夢」的影響，他們也是成長於資本主義社會，他們像商人一般相信節儉、誠實、勤勞美德，更加重要的是，如其他任何美國人一樣，他們相信在鼓勵私人企業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這些美德將帶來物質上的報酬，而組織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就意味著承認他們的確站在社會「外邊」，屬於一個不同的階級，是一種不同的美國人，也就意味著放棄了這種「美國夢」的夢想。
然而，大蕭條是有教訓的。它的教訓是，如果說工人並不認為他們自己是一個獨立的階級的話，許多商人却認為工人的確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它的教訓也是，那些舊的美德決不能保證生存，更不用說「成功」了。
大蕭條的慘痛教訓並未在美國的階級陣綫之間引起分裂，主因無疑是「新政」的存在。「新政」轉移了階級對抗的雷鳴閃電。
這樣的日子終將會來到 — 工會員同商人幾乎毫無區別；工會總部看上去與大公司總辦事處殊無二致；在一度是他們不共戴天的共同仇敵壓力之下，工會領袖把一些最有才華最奮不顧身的工人運動組織者當作「紅色份子」來反對；大工會和大企業並排聯歡私下勾結維持保守現狀。
但是這樣的日子還未到來。大蕭條的年月，是佈置糾察隊的年月，是石塊、瓶子和子彈橫飛的年月，是團結一致和熱情洋溢的年月，是由衷歌唱的年月。
羅伯特 . 戈德斯頓著 宋 蓮初譯 腳癢 精譯後重新騰抄
羅斯福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發表第二任就職演講，其中有值得記憶的這樣一句：「我看見全國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差、穿得差、營養差…… 」
「新政」第二期開始了，四處充斥中西部漫天灰沙已逐漸平息、工業福利正不斷增加的喧嘩聲音當中，美國的貧窮問題比起四年之前似乎並不更接近被解決。但是，羅斯福總統挾著壓倒性選舉勝利做為後盾，下了決心要同在他看來不斷反對所有救濟與改良措施的那個政府環節進行較量。那個政府環節就是美國最高法院。
一九三六年春天，那「九個老人」就已經宣佈「全國恢復行政機構」和「農業援助行政機構」的設立違憲。其後，國會急迫地通過了新措施，以確保「農業援助行政機構」的大部分條款，而瓦格納條例的提出則是謙卑地企圖從「全國恢復行政機構」的殘骸中保留其在工業領域的某些權利。但是最高法院似乎故意拖延了一個月，才判決紐約州最低工資法無效和聯邦煤礦保護條例違憲。最高法院中的保守多數派似乎下定決心，不容許國會在廣泛的經濟控制領域中進行立法。最高法院判決的拖延意味著，至關重要的瓦格納條例將不會倖免於法院的考驗。
放觀美國社會體制，再無比最高法院更加神聖的聖物了。大多數美國人視它如同一個莊嚴的、近乎神化的集合體物，認為它是超然於政治傾軋之外，守護著美國憲法神龕，就如同古羅馬處女守衞著古羅馬共和國神龕一樣。但是，美國人早已忘却，最高法院時時表現出來它就是人而非神，並且動輒就犯下人為錯誤；美國人早已忘記，聲名狼藉的德雷德·斯考特判決宣稱：黑人是處於人權之外的，引動了內戰發生的火苗。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對最高法院進行干預，就如同嘲弄「聖經」是一樣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羅斯福向國會致送一項重新籌組聯邦司法人員的建議書，建議書中宣稱法官不足已經造成法院備審案件的堆積，而且年老或虛弱的法官無力處理積壓的大量工作，羅斯福提議，若任一聯邦法官已經服務十年以上，而在七十歲生日以後拒絕退休，總統則有權任命一名新法官參加其所在法庭，包括若有需要，可以任命六名新法官加入最高法院。
鼓譟即時發生，極為猛烈。羅斯福提交國會的建議被稱做「法院解僱法案」，促成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結成一體，聯合起來反對。在國會內外都有許多憎惡「新政」却為了選票而不敢反對「新政」的經濟政策者，此時抓住了「法院解僱法案」作為聯合集中攻擊點。美國人紛紛向國會寫信、打電報，敦促其反對這項新法案，更為不利的是，支持羅斯福「新政」計劃的參議員與部分共和黨革新派也加入了批評大洪潮。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最高法院確認了華盛頓州最低工資法的合法性，華盛頓州最低工資法與稍早被最高法院否定的紐約州最低工資法是相同的。二周之後，最高法院認定瓦格納條例合憲。憑著這兩項判決，最高法院不願國會從事經濟領域立法的保守立場轉了大彎，因而消解了許多最高法院批評者的怨怒氣。接著，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年老的保守派法官威利斯·范·德萬特宣佈退休，這為羅斯福提供了一個任命一名自由派法官的機會，保證了自由派法官在最高法院中的多數地位，進而有利於「新政」的立法。緊跟著范·德萬特法官的退休，最高法院院長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寫信給參議員伯頓·K·惠勒，信中，反駁了羅斯福關於最高法院法官不足的議論。再接下來，最高法院裁決社會保證法例合憲。
事情十分明顯，羅斯福終將在這塲政治鬥爭中輸掉，在國會與他關係最密切的支持者，懇請他撤回所謂的「法院解僱法案」，但是總統怒火已發，決心要幹一場。直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民主黨已因該法案陷於分裂，以及如同紐約州長赫伯特萊曼那樣的骨幹「新政」分子也起而反對這項法案之後，羅斯福終於退讓。羅斯福提議：「再提交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如此一來，它就完結了。
在更後的年月中，羅斯福自稱曾輸掉了最高法院的戰役，但却贏得了這場戰爭。可以明顯地看出，羅斯福認為他的「法院解僱」提議已經迫使最高法院更往自由主義方向傾斜；雖然人們可以爭辯羅斯福的看法是否眞實，但確有不少巧合支持羅斯福的議論。常言道，最高法院「遵循選舉的結果報告」，這大約是不容懷疑的；的確，這塲鬥爭迫使法官們重新考慮自己的主張和責任。不管怎說，緊跟在與法院鬥爭以後的年月中，羅斯福得以任命五名新法官，從而能保持他的計劃得以存活。
但是，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羅斯福可以說是輸掉了這塲戰爭，因為最高法院議案破壞了民主黨的一致，破壞了國會中民主黨—共和黨進步分子的聯盟。利用最高法院議案為集中發起點，一個新聯盟在國會山莊成形了，這是保守的共和黨人和南部民主黨人的聯盟，為著特殊原因，新聯盟成員認為「新政」做得過分了。不消說，在保守分子看來，整個「新政」計劃是個該受咀咒的東西；而在此時，它也嚇唬到部分自由主義者，他們擔心大政府權力正在取代大企業權力；南方人擔心「農業援助行政機構」措施在南方社會的含義，並憎惡羅斯福對黑人權利事業表示友善。由於工會力量的增長，許多中產階級美國人此時也大受驚嚇。此外，一般大眾都覺得危機時期已經過去，這個國家該當從國會新法案之下休養生息。這樣講來，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新政」的成功，它強化了它的政敵。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這個國家終於衝破一九二九年時的生產、利潤和工資水平。壓力消除了，問題已經解決或是正在解決。
之後，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災難又一次襲來，經濟突然翻筋斗。一夜之間，史無前例的工業生產量劇降 — 甚至超過一九三零年，過去的一切增長都被掃除了。三個月當中，鋼鐵生產量從產能的百分之八十劇降至百分之十九，股票市塲再一次崩跌。到了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二百萬人以上失業。
羅斯福長時間因經濟恢復而大肆自我吹捧，此時却要為興高彩烈政敵稱之為「羅斯福衰退」而承擔責任，而且事實上，總統確是其促成者。一九三七年的成功是建立於搖幌基礎之上，當時仍有七百萬人失業，而且是通過政府的赤字預算，才勉強拼出這表面上的成功。於是，到了一九三七年六月，憂心政府債務和支出的浪潮，再一次衝擊羅斯福，顧問敦促他致力於平衡聯邦預算，因此羅斯福削減開支至極點，他大量削減「共共工程行政機構」的預算，使進行中的工程陷於停頓。削減開支之時，羅斯福興致充充地提及「解開繃帶和扔掉拐杖」，看看病人是否能自己站起來，結果，病人倒下了。
許多「新政」人土一直反對削減開支，除了像霍普金斯和伊克斯那樣的人不願見到自己的計劃減縮，更重要的是經濟學學認為削減開支是一項危險政策。
在一九三八年之初，許多美國人再一次接近了「餓得快死」的境況。在芝加哥，兒童又在垃圾堆裡檢吃食破爛；在克里夫蘭，街上有人為腐爛蔬菜大打出手；在中西部，「工程發展行政機構」的款項在六個月內普遍增加百分之二百；像奧馬哈、托利多和芝加哥那樣的城市，再一次用完了救濟款項（芝加哥關閉了所有的十九個救濟站）。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失業人數再一次攀升高達一千萬。
在拖了夠長時間以後，羅斯福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向國會送交一項大開規開支的新計劃，他要求並成功取得了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平分給「公共工程行政機構」、「工程發展行政機構」和各種救濟機構。之後，經濟開始復甦了。
一九三八年衰退期間，農民遭受嚴重打擊。在一九三六年，「農業援助行政機構」計劃被最高法院宣佈為違憲，並如前文所指，它的多數條款無論如何是行不通的，而剩下的條款只是增加了南部的苦難。亨利·華萊士早就在夢想建立一種「標準穀倉」，他希望政府能在生產過剩時期收購並貯存農作物，以備饑荒和欠收時期之需。一九三八年二月，國會（此時羅斯福已完全無法掌控）通過了脫胎換骨的新「農業援助行政機構」計劃法案，法案授權新「農業援助行政機構」可以進行農作物貸款和農作物自然災害保險、對同意削減生產的農塲主提供大量津貼，以及依照法律調配農作物種植面積。
正如參議員查爾斯·麥克納里所指出，新「農業援助行政機構」使「農業部長成了早餐桌的獨裁者」，並未定出條款研究佃戶問題以探索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新「農業援助行政機構」計劃法案有勝於無，另一方面，納稅人受了損失，它分明是要給有組織和富裕農場主得以從美國財政部提款的永久支票。到了一九三九年，農業生產依然過剩，由於新「農業援助行政機構」計劃已經傾注鉅款進行農業津貼，因此如何健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農業經濟，在美國依然未能得解。只有戰爭的開始及隨附對食糧的大量需求，才能使聯邦政府在這方面鬆一口氣。
保守共和黨人和南方民主黨人的新聯盟，大體上代表著北部商界和南部地主的利益。對工會的恐懼、對迅速增長中聯邦赤字的憂慮，以及在部分更為偏執狂妄者心中對同其沒落有關「白宮那個人」的盲目無理憎恨，使商人們結合為一體。另一方面，南方人大都曾經支持為商人所激烈反對的「新政」措施，他們日益反對羅斯福，原因是害怕「新政」通過提出通過社會立法，將會破壞南方嚴格的社會結構，從而也破壞了一種經濟專制制度；如果南方黑人和貧苦白人聯合起來為爭取經濟自由而鬥爭，那末地主和大企業的統治，就會像他們喧鬧不休的政治檯面人物一般，同歸於完蛋了。
到了一九三八年，人們厭倦了，不單單厭倦而且沮喪，破產發生了以後十年，依然有八百萬人失業。這時，許多人以為，大規模失業將是美國社會持久的一項特徵。
在一九三八年期中選舉期間，羅斯福決意向他的民主黨內保守派對手宣戰，他在全國各地旅行演講，支持擁護「新政人士」，指責反對「新政」的保守民主黨人。但是，在這項行動當中，羅斯福遭遇到的冷酷現實是，他的旅行不能被證實是有助於勝選的「新政人士」，而對於試圖奪走保守分子議席一事來說則是一塲災禍，共和黨人從公眾的厭倦和民主黨人的傾軋不和中獲利，在眾議院取得八十一席，參議院八席。兩院中，民主黨依然擁有足以安慰的多數，但此時，羅斯福却史無前例地得依靠民主黨保守派的支持，新國會已經不是爭取新的社會立法的前綫戰塲，而成了保守「新政」所已取得成績的後衞成果維持所。國會中保守分子企圖修訂瓦格納勞工關係條例、取消社會保證計劃，並攪黃「農業援助行政機構」計劃，他們進行挖苦式的人身攻擊，打擊諸如哈里·霍普金斯那樣的羅斯福政府行政官員。
美國公眾對改良的關心，不僅因為厭倦和失望而減低，且因戰爭的近迫而有所轉移。從羅斯福首任之初，遙遠的戰鼓聲音就隱隱可聞，羅斯福入主白宮的第一天，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阿道夫·希特勒已經在德國奪取了最高權力。最初，美國人只是模糊地意識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許多人，特別是老一輩威爾遜當政時期的自由主義者，都認為美國的參加一戰使得改良的希望歸於幻滅、破壞了美國的理想，並引起二十年代的大保守主義。
這時，無論是國會還是美國人民，都不準備支持一個遏制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積極計劃，大多數美國人太專注於本身的可怕問題，對於遙遠歐洲發生的事件並不特別關心，雖然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在美國引發普遍的譴責，但是甚少美國人願意對德國人實施經濟禁運，更不用說採取任何具有戰爭意味的措施了。為了確保美國不會再一次被拖進為孤立主義者視為「歐洲骯髒的事務」中去，國會於一九三五年通過了一項中立法令，禁止運送武器給交戰國，並禁止美國船隻載運武器給交戰國，更甚至授權總統撤銷對乘坐交戰國船隻旅行美國公民的保護。
中立法令以及支持中立法令的精神，不僅對羅斯福和「新政」來說是苦惱之事，而且對日漸增多預見災難將臨的美國人來說，也是痛苦之事。當意大利於一九三五年侵略衣索匹亞時，中立法令阻止了對衣索匹亞的幫助；當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反抗西班牙共和政府展開漫長血腥的西班牙內戰時，中立法令不偏不倚地施之於叛軍與合法政府，這樣一來就是完完全全地反對了共和主義者；當日本於一九三七年侵略中國時，又是中立法令阻止了對中國的幫助。
另一方面，中立法令却不禁止供應交戰國諸如石油、廢鐵之類基本物資，由於意大利、日本和支持西班牙叛軍的納粹法西斯分子控制著戰區的海面，因此美國的石油、碎鐵和其他原料便隨意地輪送給民主的敵人。企圖中止諸如此類的任何行動，都會在國會裡和報刊上受到攻擊，被認為是對急需拓展的對外貿易的直接打擊。一九三七年，國會議員知曉了美國企業正在喪失的利潤數額後，修正了中立法令，規定只要付現款並使用本國船隻裝運，即可容許交戰國購買美國武器。顯而易見，只要「如常做生意」的情況能夠維持，孤立主義者同樣歡迎利潤。
但是，隨著三十年代繼續向前開展，「如常做生意」的情況却漸漸無法保持了，希特勒的明顯意圖是要征服歐洲，或許是要征服全世界，墨索里尼的瘋狂，以及日本隱藏得十分拙劣皂野心，正在喚醒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讓他們看到了前面的危險。
一九三八年是衰退的一年，戰鼓擂得更響了。即使在美國國內，咚咚戰鼓聲音也聽得到了，諸如威廉·達德利·佩利的「銀白色襯衫會」那樣的團體，以毫不隱飾的法西斯主義綱領吸引許許多多人入會；庫格林神父不顧一九三六年的允諾，恢復了政治活動，組織了法西斯主義「基督教徒陣綫」，其成員每周都在新澤西州的營地裡舉行步槍射擊演習；在紐約麥廸遜廣場花園，弗里茨·庫恩的「德 – 美同盟」能夠吸引二萬人進行希特勒式的狂歡。這是希特勒消化了奧地利之後又吞併部分捷克的那一年，這是英國和法國簽定綏靖至極點的可恥慕尼黑協定的那一年。
也正是在一九三八年，羅斯福請求國會撥款三億美元用於防衞；另一方面，英國和法國開始向美國工業界下定單購買彈藥、飛機、大砲和坦克；逐漸地，大鋼鐵公司增加生產，飛機製造商開始設計新廠生產飛機。以備不可避免的戰爭到來之需，歐洲開始瘋狂儲備糧食，所以對美國糧穀需求殷切。
使幾乎已經喪失繁榮記憶的一代人驚愕的是，「招請工人」的牌子開始出現於全國各地的工廠。儘管直到一九四一年為止，有六百萬美國人（其中半數黑人）依然失業，但是戰爭的開始標誌著大蕭條的結束，到了一九三八年底，甚少美國人懷疑繁榮眞的就在眼前。
「新政」的結束，不僅是出於保守的國會的反對，而且是由於它漸漸顯得不再必要了，這時，政治上的議論越來越集中於像這樣的問題上，就是美國是否該參加對法西斯主義的作戰，以及應當在什麼程度上參加對法西斯主義的作戰。當戰爭於一九三九年九月終於在歐洲爆發時，國內的憂慮不僅被國家的生存問題所掩蓋，並且被這樣的事實所掩蓋，即是許多問題正隨著國家的重整軍備而自動解決了。
一九四零年總統競選過程，羅斯福和温爾德·威爾基之間的爭鬥，主要就是外交事務的辯論攻防，「新政」決定性地未曾解決美國蕭條問題，戰爭和戰爭準備却完成了蕭條之終結。
但是當十一年蕭條的愁雲慘霧散去之時，在這個國家裡，公眾歡呼之聲却難於聽見。蕭條結束時，人們所能聽到的是顰鼓不斷的催征之聲；這時，戰鼓不斷地隆隆擂動，聽起來響聲更大、更近了。
羅伯特 . 戈德斯頓著 宋 蓮初譯 腳癢 精譯後重新騰抄
正如同繁榮來了無人相信它已降臨，也無人眞心相信蕭條已經過去。噢，有了戰爭的繁榮了；這時，有一千五百萬穿軍服的人，工廠每一分鐘都在生產軍用飛機，戰時船隻裝戴無數噸糧食、彈藥和武器橫跨大洋， 所有這些物資都給消費掉、爆炸掉，或者只是直接給扔掉；在這種戰爭繁榮景況之下，人們還能指望其他些什麼呢? 但是，不消說，這一切都是不能持久的。當戰爭結束以後，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將會是生產過剩、無數人失業的老問題。戰爭是剩餘物資和剩餘人員最有效的處理者；但是，儘管是美國人當中部分好戰者夢寐以求的，戰爭却不可能永遠繼續下去；可惜，勝利終於要到來，隨者勝利的到來，就是和平了，而隨著和平的到來，就是蕭條了。在一九一九年，情況如此，而到了一九四六年，情況也將如此。
但，事情並未像這樣預測發生。在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發生僅只持續了數個月的衰退，之後美國經濟就開始迅速地發展；開始之初，男子漢完全無法相信發生之事，他們不斷在胸前劃十字感恩上帝。亨利·畢萊士在一九四八年進行他無望的總統競選活動時，提出來「亨利·畢萊士和六千萬個職位」的口號，廣為大眾嘲笑。但是，逐漸地，人們開始相信這是眞的，逐漸地，人們變得願意面對過去的痛苦，並且問道：「大蕭條是怎樣發生的? 它會再次發生嗎? 」
無人能自信地說出大蕭條降臨美國的正確原因，它並不是直接由華爾街破產所引起，在一九二九年以前也發生過財政金融崩潰事件，情況同樣嚴重，雖則往往蕭條緊接而來，但從不曾導致長達十年的蕭條期。甚至也無人能自信地講出華爾街破產本身它的發生原因。
那樣的情況會再次發生嗎? 會的，只是方式有所不同。由於「新政」立法，今天的股票市塲算是受了控制，聯邦儲蓄局有權決定較高的貸款利率，證券交易委員會有權要求較高的保證金比率，而交易所本身以及為它服務的管理人員和經紀的活動受到嚴密的限制與監管。但是，人的愚蠢却是無從防範的，美國人依然沉迷於股票投機，膨脹股價，引發可能的破產。
如果說投機和缺乏管制引起了一九二九年的恐慌，那末是什麼引起了大蕭條呢?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者人言人殊，一個答案大概就是生產「過剩」。工人生產了大量商品，但是他們工資很低，買不起也消化不了那許多商品，而且，由極少數大公司所控制的經濟結構極其脆弱，以致於其中一部分遭受嚴重打擊就引發整體結構崩塌。但是若非美國經濟社會固有的諸般弱點，一九二九年發生的華爾街大破產也不能帶來這樣嚴重和長期的災難。
是什麼終結了大蕭條呢? 自然而立即的回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蕭條的並非「新政」。羅斯福的整體計劃是以這樣的思想為基礎的，即是一個「公平社會」能夠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通過「福利國家」政策建立起來。資本主義基礎的本身（私人利潤、私有制度和有關的意識形態錯綜雜複雜的制度）並未受到衝擊，甚或未受到認眞的質疑。「新政」是改良的，不是革命措施。
在一九三八年，「新政」就已陷入困境，並且為戰事所淹沒。緊接二戰之後的年月裡，重演了歇斯底里、公眾漠不關心的傷心事件，社會又回復自負傲慢的私人貪婪世界；這些都是一戰之後年月月裡的特點。此外，還存在損害性更大的「紅色恐怖」，那是威斯康新州參議員喬·麥卡錫搞出來的，像是在二十年代一樣，對社會腐敗敢提出抗議者，都被攻擊為「顛覆社會」或「非美的」。這時，全國三分之一的人民依然住得壞，依然吃得壞，黑人在美國社會的地位依然是問題。所有這些問題，以及其他更多的問題，在更往後的年月裡依然支配者美國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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